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唐亚林在2011年10月《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阻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宫位越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第一，官员“权力瘾”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目前形成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这一“中国式权力异化”的恶劣局面。其后果必然是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放弃权力，权力小的人渴求更大的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拼命追求权力。第二。官员“权力瘾”是权力商品化的结果。     

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生命线。笔者认为，对行政改革理论的研究必须引入行政权力这一概念，才能使行政改革的理论由宏观层面过渡到微观层面，从而为我国的行政改革理论奠定可操作性基础。本文剖析了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结构的概念，并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了行政权力结构变迁的规律，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权力结构模型：系统整合型、有限型、法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意义；最后，笔者认为为防止行政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刚性阻力与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必须在新建立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注入文化与利益两种平衡与润滑机制。     

政治监督简论

“权力导致麝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政治系统内，国家权力的运行必须要受到控制，否则就会产生权力失范，最终导致腐败。为了控制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权力在正当的范围和轨道上运行，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用权力约束权力，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     

探索权力理论的新概念

关于权力制约方案的设计,长期以来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三权学说的理论基础上的,是根据权力制衡原则所作出的设计,这种设计片面地谋求法律制度化的出路.实际上,三权学说是根据权力分解而提出的权力要素理论,是不科学的,所以根据这种理论作出的现实设计也是不成功的.科学的权力分析要求我们把权力体系看成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两种形态所构成的体系.根据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抽象权力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来加以完善,具体权力则是由权力主体把抽象权力所提供的原则和标准内化为伦理力量而实现规范和制约的.在权力制约的问题上,法律制度建设和伦理关系的完善是相互补充和互为前提的.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道德制约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国家社会中,所有权力都属于公共权力,是特定社会制度下赋予其权力者社会力量的体现,因此,一切社会中的权力又都是一种政治权利。特定社会制度赋予给权力者的这种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当权力人格化以后,公共权力易异化为个人权力,甚至被个人所窃取用来谋取私利。权力本质上的政治性、公共性要求人格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的道德制约具有普遍性意义。     

我国权力结构宪政改革的可行性探究

我国现行权力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一体化，而且党处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宪政改革的思路是在维持党的执政地位和政府强大有力的前提下。对党的权力行使范围进行宪法意义上的限制。适当强化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并运用人大的立法功能对党的权力进行制约。     

权力制约的权力配置维度:从思想的成长到原则的设计

权力配置作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阐发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时正式使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权力的结构安排。从权力配置的思想脉络来看,大致分为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非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大都包含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彼此形成一定制约关系的理论逻辑。其最终以分权制衡思想模型而相对固定下来并被部分西方国家付诸实践,但其既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又存在无法确保权力运行高效化的弊病。与权力配置的分权制衡模型不同,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更青睐"权力属于人民"原则,主张实现代议民主与人民主权的辩证统一,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的权力制约实践拓宽了理论视野。就权力配置的原则设定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存在理论分殊,不同国家的权力配置实践也无法简单移植,但是权力受限、权力法定和权力效能则是在以权力的科学配置来推进权力的有效制约时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     

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权力监督制约的必由之路

我国现行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但同时也曝露出一些缺点，影响了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借鉴，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权力监督制约的必由之路。     

远离神话:三权分立的缺陷与困境

三权分立与权力制约 三权分立理论的产生与体制的建立，都以制约权力为终极目标。它的内在逻辑是，只要实现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平衡，就可以达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目的。这一思路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一直处于人们的怀疑和批评之中。人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三权分立是否必然带来权力制约；第二，三权分立是否是权力制约的唯一途径。     

党内权力制约对策研究

当前在党内权力运行方面的最大弊端,就是实际存在的各级党委过于集中的权力长期得不到对等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原因在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配置不合理、不均衡,所导致的决策机关虚化,执行机关权力扩张,监督机关权力萎缩,党员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对于党内权力制约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调整党内权力架构和配置,推行党委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力三分".二是以党员权利制约党内权力.三是以道德制约党内权力.以德行政,发挥道德在权力运行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对于有效制约权力的目的而言,这三种制约机制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     

论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形成机制

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研究渐渐引人关注，本文通过封中外大学权力理论谱系的分析，重新建耩了基于社会契约论和权力让渡理论的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主要来源于学术权力、市场权力和政府权力（政党权力）的让渡，这些权力通过政治上的博弈最终形成一股合力，支配大学组织行政职权体系的构成和运行；而大学行政权力属于衍生权力，它是对这股政治合力的执行，其具体表现为行政职权。     

权力分工制度与权力清单制度:当代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建构

权力制约模式可分为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与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两种,前者建构框架性制度结构,体现政治制度的性质,并日益退隐到幕后,而后者建构操作层次,成为运行机制,体现政治制度的质量。当代中国建构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并在努力探索建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从而实现对权力运行机制的中国特色式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内核包括两大内容:一个是"说‘不’的权力分工制度",即在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基础上的"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另一个是"说‘是’的权力清单制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带动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最终实现权力制约模式的中国式创新。     

权力的越位与权利的缺位

权力与权利．相辅相成。权力来源于权利，是权利的．让渡．是保障和实现权利的工具，权力必须保障和维护权利；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是权利授权的权力。权力是因权利而设定的权力，权利必须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离开权利谈权力，权力将难以制约；离开权力谈权利，权利将得不到保障。     

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本质解析、现实样态与优化路径

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向乡村治理领域的延伸，制度功效主要在于规制与赋能。既有研究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本质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虽内含“公开栏”“说明书”等外向功用，但从创设初衷和创制过程考虑，更侧重发挥“正衣镜”作用，宜定性为党建引领和行政指导下的村级组织自制规范。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制度有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在实践中凸显了多重张力，为此，需要在提升环境适应性、推进标准化建设、完善动态管理机制以及明晰主体角色定位等方面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以优化。     

论权力的起源与发展——读伯特兰·罗素名作《权力论》有感

权力,是一种对他人以及各种资源的支配能力。在这个概念出现的几百年间,它引发了上至王室、家族、党派与集团之间的权力角逐,下至学者对不同权力及相关问题领域的广泛研究。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正是这其中对权力予以高度关注的学者之一。权力,历来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在社会发展中,它既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具有消极的反作用。从积极方面看,它是构建社会、维持秩序、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从消极方面看,它也是谋取不正当利益、实施专制统治以及发动战争的工具。因此,人们在逐渐认识并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试图对它做出必要的规制。在《权力论》中,罗素从分析权力欲入手,逐一论述了教权、王权、革命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支配舆论权力等各种权力形态,包括权力与政体、权力与道德、权力与组织和个人的种种关系等方面也做了深入剖析。     

勾连与嵌入:权力相关概念之辨析

权力和权威、潜规则、隐权力、隐匿权威等相关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勾连和嵌入。在现象学意义上,它们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运行机理。在权力利益实现时,它们是一种"敌对的合作"关系。在权力运行中存在所谓"权力悖论",即权威、隐权力等的存在是权力运行的关键,又是权力消解的根源。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语境、表现向度与实践取向

权力自觉是权力主体主动反思与规训自身权力,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以建构美好生活的政治活动范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出场是理论、实践与价值等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主要表现为权力意识自觉、权力行为自觉、权力制度自觉与权力关系自觉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力意识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权力行为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核心内容,权力制度自觉是权力自觉的刚性保障,权力关系自觉是权力自觉的本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以权力自觉为中轴优化党的执政效能,以权力治理引领国家治理,从而增强党的权力有效性与合法性。     

反腐败之本:约束公共权力

限制与约束公共权力是反腐败的根本措施，这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定理。在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向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制约和限制公共权力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尤其如此。传统的社会价值观、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心理失衡，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政府职能的变化，无一不为我国公共权力的合理运行带来新的问题。然而，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信念，把公共权力限制在“应然”范围内，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完善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权力是特定社会关系中主体对客体所具有的强制支配力量,权力制约的实质是对特殊公共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即对那种靠社会资源和公共权威而形成的对特定社会客体的支配力量的限制和约束。特殊公共权力设定和运行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权力制约的目的是保证其正位运行,防止其错位运行。权力制约的关键是建构完善的机制,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中国而言,可以考虑从法、权、民、德等多种环节出发,盘活存量政治资源,适当导入增量政治资源,逐步建构对执政党、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形成有效控制和约束的权力制约机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