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反腐败机制中国化的机遇与挑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整、全面而有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它对我国关于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专门性以及对腐败犯罪的良好治理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机制、手段、刑事政策以及立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反腐败刑法理念的时代反思——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一部好法律，其间所蕴涵的思想和理念的力量是巨大而深远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国际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克服了一些区域性反腐败文件的局限性，倡导了科学反腐败的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国际反腐败的准则，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新的理念必将给我们宏观上的启示。并最终成为在各种具体制度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前提性基础。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

构建宪政是国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政治图景,而近代宪政之路却充满艰辛坎坷,种种宪政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欠缺宪政建设需要的经济、政治条件外,一味把西方近代意义的宪政全盘吸收而忽略本土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构建宪政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出发,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对中国传统宪法观念的反思与检讨——以中外宪法观念比较为视角

经济社会历史的转型决定了宪法观念的变迁和发展,而宪法观念的变迁又是宪法变迁与发展的先导。宪法观念在宪政建设中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宪法观念使人们对宪法规范的解读产生差异,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政秩序也会相异。中外宪法观念在“根本法”意义和宪法价值层面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过程中,厘清传统的宪法观念,进而更新传统的宪法观念是当前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国宪政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腐败与反腐败：基于制度框架的视角

通过对腐败现象的产生和反腐败工作进行制度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产生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存在着缺陷,只有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构筑反腐败的制度平台,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职务犯罪主体之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关于治理腐败犯罪最完整、最全面的国际公约,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职务犯罪主体的一般理论研究,揭示我国职务犯罪主体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冲突,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进行反思和重构,以利于实现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效衔接。     

论我国刑法受贿罪的完善——以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接轨为视角

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必须严格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努力使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内容接轨,不仅有利于预防和惩治腐败,也有利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全球反腐败法律成果及法律问题扫描——以透明国际为出发点看全球反腐败领域的合作

腐败 ,已经泛滥在全球的各个角落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它完全免疫。在以透明国际为首的国际组织的推动下 ,国际反腐败运动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初步的突破。但由于腐败根植于各国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 ,法律的统一治理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今后的国际合作也存在着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应该从中找到跟上国际合作步伐、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道路     

中国“社会反腐”的现状与展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社会反腐是指国家机关（在我国还包括执政党）以外的公民、组织等社会主体对预防、查处、根除腐败的参与。与传统的国家反腐败相比,社会反腐是一种“异体反腐”,可以很好地弥补国家反腐这种“自体反腐”的局限。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社会参与反腐败是公约的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每一个缔约国反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问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从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考虑,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应基于广义视角.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目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在犯罪问题上存在贿赂对象狭窄、谋利要件累赘、行为方式单一、贿赂范围小等问题;在刑罚问题上存在着刑罚幅度不平等、死刑设置不合理、罚金刑地位缺失、资格刑功能错位等问题.在犯罪问题上应从扩充贿赂对象、删除谋利要件、增设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在刑罚制度上应从刑罚幅度平等化、死刑设置国际化、增设罚金刑、改造资格刑等方面完善.     

论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与我国的实践——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上引渡制度的规则,弱化了双重犯罪原则,明确了腐败犯罪不应当视为政治犯罪。坚持条约前置主义与“死刑犯不引渡”是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主要法律障碍。     

中国传统契约制度新探—以契约自由观念为视角的解读

从西周至清末,中国传统契约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并高度发达的制度体系,但中国传统契约在缔约形式方面、缔约主体方面和契约内容等方面受到重重羁绊与束缚,从而无以养成负载现代契约精神的契约自由原则.但中国传统契约注重缔结契约双方的"和同"原则,蕴含了契约自由思想的质素,与近代西方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潜在契合,为近代中国民法继受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本土资源支持.     

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之考察--以两种法观念的差异以及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为中心

在现代各国的民法与经济法的规则中 ,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法观念 ,这些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公平观、利益观、自由观、效益观和秩序观。本土资源中的民法观念较为匮乏 ,但在现阶段正面临加强的契机 ;本土资源中的经济法观念较为充盈 ,并面临着更加深入的可能。面对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的上述差异 ,立法上应注意在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尽量做到“观念加压 ,内容减负”,而在制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则时 ,则应尽量做到“观念减负 ,立法提速”     

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的历史镜鉴——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中心的观察

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是关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一对重大关系。特别是当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点和深水区时,这对关系就会更加凸显出来。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这么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这对关系的错误认识,不仅可能影响反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影响改革开放全局。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认识,从全局角度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从而统一了全党思想,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当前,我们党担负着领导全面深化改革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艰巨任务。重新回顾和审视我党处理改革开放和反腐败关系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我国反腐败追赃中的问题分析——以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属于对物的诉讼,在标的物毁损,灭失或者暂时无法追缴的情况下,不得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来进行等值没收;与之不同的是,刑事没收是针对行为人而不是标的物,如果标的物已不存在或无法追回,只要罪行已经确定,刑事没收程序有替代手段,可以用犯罪分子的合法金钱赔偿或给付。但是,即便是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依然需要计算其总的犯罪收益和已经追缴的犯罪收益,应以其因事实上或法律上无法追缴的犯罪收益为基准继续追缴或责令退赔,不得以行为人已定罪为由毫无依据地侵犯其合法财产,否则难以得到国际的承认与执行。为了便于追赃的顺利开展,可以考虑改变目前自洗钱行为不入罪的规定,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强化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和减少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可能存在的阻力。     

城市化：一个表里不一的困境——以江苏为样本的解析

迄今为止的中国城市化存在着与城乡协调发展之间经济效应缺失问题。所以如此，源之于政府和农民的理性选择。在政府和农民的选择行为背后，是现行的制度约束。因此，要实现城市化进步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兼得，只能有待于相关制度发生变迁。     

论刑事法治观念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以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为视角

合理的刑事法治观念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国内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立法、执行措施及政策的现状,进一步阐明刑事法治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内地与澳门私营贿赂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之比较——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生效,其中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内地与澳门的刑事法律需要与《公约》接轨。两地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主观目的、刑罚的种类和裁量各有不同,需要进一步完善两地私营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为因应现实中复杂多样的腐败行为以及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义务,《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设立了刑法规范对部分影响力交易行为予以规制。其罪名宜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较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本罪处罚范围明显过窄。本罪主体中近亲属的范围应依刑事诉讼法划定;同时,国家工作人员亦有构成本罪的可能。     

宪政中国的观念之维：缺失与重筑

宪政观念的普遍缺失是导致中国无法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分析中国宪政观念缺失的传统因素入手,结合对当代因素的反思,从三方面探讨了重筑中国宪政观念、实现宪政理想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