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人口计生工作“普惠于民”

“阳光、和谐、惠民”,这是杭州市“十一五”人口计生工作的关键词。“十一五”期间,杭州市人口计生委紧紧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目标,通过政策创新,让计生家庭实现老有所养;通过生育文明建设,让新型婚育观念深入人心;通过加强队伍建设,让计生优质服务普惠于民;通过人性化工作,让低生育水平得以继续稳定;通过均等化服务,让流动人口共享品质生活。五年来,杭州市人口计生事业重点推进、卓有成效,成为全省的排头兵。     

清代台湾分类械斗的若干问题

一、名称和含义“分类械斗”是清代台湾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从乾隆中叶开始逐渐发展,到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高峰,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清代台湾有所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说法,其中除了农民起义以外,还包括分类械斗在内,所以它是台湾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清代云南的“放本收铜”政策

康熙二十一年,清政府采纳了云贵总督蔡毓荣“因滇之利,养滇之兵”的建议,在云南实行鼓励民间开采矿产的政策,“广示招来,或本地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悉听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凡有司招商开矿得税一万两者,准其优陞。开矿商民上税三千至五千两者,酌情给予顶戴……”,自此以后,云南的矿业逐渐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五年时,云南各种矿产的课税达到八万     

清代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性质问题

1787—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通常被列为清代前期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台湾学者则称之为反满革命运动。陈碧笙同志在《台湾地方史》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包括林爽文起义在内的清代台湾人民起义,不是反满的民族起义,也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而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对封建压迫的起义”,有的同志则称之为反贫官起义。     

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第三方群体”研究

以中人为代表的契约"第三方群体",是中华法系契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民国云南财产买卖活动中的重要法律现象。其广泛存在于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发挥居中说合、促成交易、见证立约、担保债务履行和解决纠纷等作用。这些功能的生成,与当时云南血缘与地缘结合的宗族共同体社会结构、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本土文化传统,以及习惯法主导契约法领域的法制传统密不可分。这一群体的作用机理对当代契约制度具有借鉴价值,今天我们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中,应培育"第三方群体"的当代意义替代者,紧扣中国本土实际构建当代契约的"第三方群体"制度。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

清代,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改土归流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持续而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汉化"过程。由于汉族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汉族"夷化"呈现出由强变弱、由大规模转为局部的趋势,处于持续衰减和退缩的过程中,但从未停歇。少数民族"汉化"和汉族"夷化"的过程就是双向互动的民族融合过程。"汉化"与"夷化"两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汉化"的中心区就是"夷化"的边缘区,"夷化"的中心区就是"汉化"的边缘区。"中心"与"边缘"随着观察视角的转换而转换。"中心""边缘"互为转换的观察视角实质上是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单向度的"中心—边缘"模式,更为立体地、客观地展现云南文化的多源、多元特点。     

“行政授权”及相关问题探讨

探讨与把握“行政授权”不仅具有行政诉讼上的意义，而且具有行政执法和行政立法方面的意义。我们应把“行政授权”重新置于行政实体法的位置作更加基础性和实质性的研究。     

践行“以人为本”的主体及相关问题

能否对以人为本主体、客体、内容以及范围领域的全面而正确的认识,成为践行以人为本的难点。因此对主体认识以人为本的要求、主体的构成和特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本的内容以及以人为本的领域范围等问题加以澄清,才能真正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不是”的固化历程及相关问题

本文探讨现代汉语“可不是：”的对话衔接功能和固化的形成过程,其中“可不是,”中的“是”已经进一步语法化。“可不是”最早连用的例子出现在唐代,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可不是”已经固化。文章认为,语用推理和语境吸收是诱发“可不是,”固化的主要机制,语用强调和主观化是导致“可不是：”固化的主要动因。     

经济犯罪案件中“购物卡”相关问题探析

购物卡作为一种新型赃证物,在经济犯罪案件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在明确购物卡是一种有价证券的基础上,将收受购物卡与收受银行卡的行为一样纳入受贿罪的追诉范围,其立案标准比照贪污罪定罪标准,只要受贿人收受购物卡的金额达到受贿罪的追诉标准,就应定罪处罚。实践中此类物证的认定与管理较为混乱,规范购物卡类赃证物的立法已是非常亟须。     

人大代表中“民”的比例不应太小

我是石河子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过三次代表大会。就石河子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构成而言,我觉得人民代表中"民"占的比例小了一点,这不利于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这里说的"民",指的是没有任何官位的人,包括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如教授、高级工程师等)的人。从石河子市第五届人大代表中"民"占的比例来看,共有正式代表198人,"民"27人,只占13%多一点。同时,每次召开代表大会,农八师和石河子市的领导、党政机关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以及一些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也都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就石河子市五届一次会议     

明代的云南人口是“夷多汉少”还是“夷少汉多”

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的商屯为军屯、民屯之外移民进入云南的重要途径之一,洪武时沐英、沐春父子先后携带400余万移民入滇,明代史籍《滇略》、万历《云南通志》记载当时的云南土著者少、外来者多,入滇军士全都带有家属等等,因而明代的云南汉族人口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而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但依据确切的史料进行分析,此种说法难以成立。出现这种认识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在客观上的误导,二是人们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偏差,从而导致了对明代云南移民人口数量估算的夸大。     

云南直过和人口较少民族全面脱贫中“双语”科普的对策建议

正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主要聚居在13个州(市)61个县(市、区)322个乡镇1400个行政村13333个自然村,其中有222个行政村是沿边行政村。2015年聚居村有72.72万户,286.15万人。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和人口较少民族中目前还有约15万人基本不懂国家通用语言,近50万少数民族群众不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特别是直过民族普通话普及程度不高,信息交流不畅,生产生活技能单一等因素,成为制约我省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短板。     

刑事司法中“电子数据”相关问题探析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它在原有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传统证据的基础上新增了"电子证据"这一新的证据种类,看似四个字,但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来说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分析电子数据的概念、特性及法律地位,探讨"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的调查与收集方法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审查运用,有助于在刑事诉讼证据领域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新村民”的新体验

28岁的罗先刚是个“老江湖”,19岁从江西老家外出打工,辗转于浙江各县市的企业,最终选择留在路桥区路南街道的三欧公司。考虑在路桥“定居”下来,是因为,虽然这个租来的家才10平方米,但他住得很舒心,有种“他乡亦如家”的归属感。罗先刚的体会,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路桥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村企自主服务管理走对了。     

简论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分类及特点

我国南方神话的丰富完整、瑰丽多姿,已引起国内外神话研究者的关注。南方神话中最富有代表性和特色的,又首推云南少数民数神话。那末,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概貌如何,有哪些类别和特点?本文试图对此作简要的论述。     

“湖北省人口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人口安全是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之一。为了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人口安全问题的关注,为湖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人口环境,省人口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于2004年10月27—29日在武昌联合主办了“湖北省人口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湖北省内的60多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大会共收到论文50余篇。湖北省人口计生委主任杨有旺就如何开展人口安全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安全问题研究;二是加强人口安全的前瞻性、全局性、实用性研究;三是要发挥人口学会的桥梁纽带…     

清代的“另类提拔”

<正>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记录着这么一个真实的事例:某军机大臣的儿子在山东乡下为非作歹,被人告到当地知县那里。知县把这位恶少找来跟他讲道理,并且打了恶少的家奴。恶少回去以后即写信告诉了京中的父亲。接着,知县得到调令,被提拔到四川某地任职。"这个官员的调动几乎要跨越整个中国,沿途花费巨大,麻烦甚多。他刚到任新职不久,又接到升迁云南的任命。这又是一次耗时费神的艰苦行程。可刚到任不久,又被通知升任关外某地     

制度、地方官、“汉番关系”——关于清代台湾“番政”形成的一些考察

清代前中期,因汉人移民拓垦台湾丘陵山地,引发了许多"番害"问题;而在平地的拓垦中,"番产"的保护则成了一个十分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廷平定台湾之初针对台湾全岛分布着许多土著民族的事实,未制订专门的少数民族政策,而适用全国的政策.在以后"防番"和"护番保产"的过程中,经朝廷和地方官之间反复的调整,终于在清代中期初步形成了"番政".该"番政"虽然以"三层制分布"模式为基础,然而我们不可过分强调该分布模式的政治性目的.     

考察中如何善待“另类干部”

现实生活中,有极少数干部思维独特,个性凸出,言辞出挑,在常人眼里属于直言不讳,特立独行的“另类干部”。在考察过程中,如何慎重地对待“另类干部”,取得考察工作的实际效果,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见其人。考察中,被考察单位往往安排那些“听话”的同志参加“座谈”,而对那些常会“言差语错”的“另类干部”则尽量“靠后排”,甚至有意支开。作为考察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