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情境下的礼俗多维互动及其社会整合功能——以大理巍山彝族土主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是各民族文化互动整合的过程,“礼俗互动”拓宽了审视文化互动整合关系的视野。西南情境下的“礼俗互动”具有特殊的边疆形态,呈现出族外与族内、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等多维互动的结构模式。在大理巍山彝族土主文化这一典型案例中,“礼俗”的多维互动,不但保证了该区域各历史阶段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而且在西南边疆由早期族群整合、区域整合、帝国边疆整合到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进程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并由此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根基。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多维空间与空间构设

基于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共同利益的价值空间、历史文化的情感空间、制度结构的规范空间,体现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多维属性。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阶段,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构设,呈现为文化主义与族际主义、国家整合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当代中国由国家主导,边疆社会、内地社会、民族自治机关、民族精英及域外力量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下的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构设,深受传统疆域观的制约与影响。各构设主体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冲突等模式,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社会管理的完善、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事与文化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当是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多维空间构设的必然选择。     

族群认同的＂多元性＂——以南岭民族走廊瑶族为例

＂族群＂概念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社会实体的一种范畴分类法.任何族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族群共生和繁衍历史,并且都离不开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族群认同和文化传承.族群认同是族群意识的基本构成,也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族群认同在族群内外的和谐关系构建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分析和研究＂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对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民俗与社会性别认同--以传统汉人社会为对象

传统汉人社会中,女性生活在男权制度控制下的边缘地带,她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精神世界等领域与民俗及社会性别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习俗惯例是一种潜移默化地规范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的话语,它无所不在,贯穿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中,甚至潜入女性隐秘的精神世界.     

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

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族群研究理论已揭示出族群身份认同在族群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在今天云南白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所具有的稳定自我认同的族群历史过程,并非止步于南诏与大理国时期,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变化。13世纪以降,随着国家力量的深入,洱海地区的白族知识精英对祖源的追溯,经历了从认祖于九隆到追祖于南京应天府的转变。与此同时,遵循着白人上层最初的九隆祖源,在白族准精英引领下的民间社会,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白"的认同。自清末民初起,白人认同内部的这一张力由于其上层集体身份意识向"白人"认同的回归而趋于消解。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之前,白族已经成为具有稳定自我认同的自觉的族群。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认同与交融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概说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硕果.云南自古就是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石器时代,云南各民族先民就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由于云南各民族先民与内地各民族在族源上具有诸多渊源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先民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一直未曾中断,中原王朝也很早就关注对云南的经营和开发.     

社会性别·民族·社区发展研讨会综述

2001年6月,由贵州省社科院、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和西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小组联合举办的社会性别·民族·社区发展研讨会在贵阳召开.50余名来自国内外不同民族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会议上展开了积极的"碰撞"和交流.除了社会性别与民族和社区发展的主题外,与会者还对妇女学、民族学和发展学等不同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研讨.此次会议启发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和行动者,从社会性别、民族、时空情境等多元视角来反思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项目的理论基础、实践战略和评估标准,对促进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有益的思路.     

彝族孤人支系族群认同与“僰人后裔”身份建构

20世纪60年代民族识别后,分布在云南东南部的孤人被划入彝族。孤人集体记忆、语言、服饰有其文化独特性,在地方性的族群互动情境中建构孤人族群认同意识,并对彝族身份感到疑惑。民族识别后的50年,体现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使部分孤人已经接受彝族支系的身份认同。孤人在认同彝族与认同孤人之间表现出层次性和情境性。近年来,孤人被地方精英发明为"古代僰人后裔",孤人认同意识又得以强化。孤人的个案反映出国家族属认定、族群自我表述、社会变迁因素对族群认同建构的影响,可为今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支系族群与尚未识别族群提供参考。     

我国民族优惠政策对族群认同的建构机制探讨

民族优惠政策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族群认同是一个族群的精神内核,是形成和凝聚一个族群的本质因素。由于族群认同具有"社会建构性",所以必然会受到民族优惠政策的外在影响。结合族群认同的"社会建构性"来分析我国民族优惠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分阶段地加以认识,在新形势新问题的背景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跨境民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以云南佤族为例

研究选取了395名佤族中学生进行实证调查,目的在于探索边疆少数民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心理,尤其是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国家认同)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既对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也同样一致地认同中华民族,没有出现双重身份认同理论负相关现象。同时,性别、年级、社会环境、家长学历、汉语熟悉程度等变量也对民族归属感、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汉末魏晋河套阴山地区北方民族遗存族属研究的个案思考

考古人类学的族属研究注重考古学文化问题,其关健在于理解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人群集团的历史真实。应用"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境族群"和"根基小族群"概念分析河套阴山地区北方民族遗存的族属问题,关注族群的构建过程,可以建立某种识别判断"根基小族群"性质遗存的操作模式。     

民族政策价值取向调整视野下的国家认同

一、国家认同的研究缘起:从社会学到政治学国家认同问题,主要起源于西方社会学家对本国内不同族群与国家的情感、与国家的关系和独特的族群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期,汤姆士、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对民族、种族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种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罗伯特·帕克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等,构建了一套种族关系周期理论,提出族群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观点。①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民族国家或者多民族社会内部的各个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演变问题以及民族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问题,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     

“两岸族”台胞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两岸命运共同体——从社会认同理论的本土文化心理机制出发的阐释

本文描述了"两岸族"台胞的现状,指出其参与营造的"两岸生活圈"在两岸间织造了绵密的社会连带网络,有助于两岸民间社会的联结、沟通及互信的建立、深化.重点在吸收西方社会身份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以中国人的"我们"的观念,探讨"两岸族"在社会身份定位上的特殊之处,特别指出其不是自外于大陆人和台湾人.而是在其间生成既有差异对比又有联结沟通功能的中间群体,是在"重叠的认同"中将两者都视为"自己人",这有助于两岸民众在日常交往的点点滴滴中汇流成血脉相连、荣辱与共、互信互赖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

在过去的20年里,人类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拓展为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理解。较早时期的研究常将文化认同和文化的族群性相提并论,然而最近的人类学理论观点却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是两个独立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不必反映世代传承的或是纯粹的(gcnuinc)文化传统。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一个国家也许在其与其他群体的接触和同化过程中继续创造或传承其文化传统。而这一群体成员把未变化的文化传统阐述为文化认同。事实上,他们把其他群体与他们发生接触的语言和文化因子混合,甚至处于一种稳定的群体关系状态之中。许多个体(individuals)也许改变他们所声你的认同或是跨越群体成员身份的界线。这就是巴特早期关于族群和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见解(position),这一理论开阔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眼界。利奇(英国人类学家) 1954年从事的缅甸克钦语群民族认同研究也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implications)。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例

越南难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群体,但在历史、政治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越南难民一直徘徊在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其诉求得不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可,使他们至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南难民的跨国流动经历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从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其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困惑性。越南难民只有在淡忘其想象的难民身份,消除有意识筑建的"无形的"族群边界,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才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     

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

华南地区少数民族族群来源复杂,结构多样.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原始族群活跃在华南,族群之间不断互动、涵化,到清朝基本定型为三个层次.华南族群中既包括少数民族族群,也包括汉族族群.各族群的认同基本上都是从族源认同和语言认同两个方面来概定,其中,语言认同方面汉族族群的方言比少数民族族群的方言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     

略论宗教的族群认同和族际排斥功能

宗教在民族形成、民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本身所具有的认同性和排他性,使之在民族层面表现为特殊的族群认同和族际排斥功能。     

“边缘化族群”的认同——以广西防城港企沙镇华侨渔村归难侨为例

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以企沙镇华侨渔村"边缘化族群"———归难侨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通过描述这些归难侨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认同,分析他们这种认同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探究他们的这种认同与其"边缘化"的关系。     

"帝国边陲"——欧美学界对中国西南的研究演变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南边陲成为欧美学界"中国学"的新一轮关注焦点.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以"帝国研究"的模式来考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区域研究"运用地方化视角,探求"中国西南"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力图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呈现多样性.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欧美学界以超越国家主义的宏观视角,将"中国西南"视为一种文化符号,致力于在"文化"和"社会"的脉络中来理解其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