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司法所特有的,是英美等国家处理大量刑事案件,提高诉讼效率的一项重要制度。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适用条件,有利于讨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提出构建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路。     

诉讼的策略与科学的诉讼——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评与鉴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一种诉讼的策略。辩诉交易在美国得以产生及迅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既有诉讼理念的背景,也有司法体系本身的原因。对我国而言,可以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的合理内核,完善我国的诉讼程序。     

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的偶然与必然——评费希尔教授《辩诉交易的胜利》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受到我国法学界的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为我们重新审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契机。我国法学界尽管已经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现状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但对其具体发展的历程和制约因素认识不足。乔治·费希尔教授的著作《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揭示了，辩诉交易制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彻底胜利三个发展阶段，是多方主体长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而非顶层设计的产物。“激励机制”和“权力选择”共同作用，使得各方诉讼主体深入参与到辩诉交易之中，为该制度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费希尔教授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审慎地看待刑事协商制度，更加深入地分析诉讼制度对诉讼主体的影响，产生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简论辩诉交易的移植

关于辩诉交易制度能否移植至中国,理论界的争论非常激烈。辩诉交易无疑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却存在着损害司法公正之忧。但面对大量的犯罪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对辩诉交易制度进行理性移植是务实的选择。但是,移植并非照搬照抄,而是要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模式。     

移植国外辩诉交易制度适用新探

辩诉交易制度是发源于美国的一种快速结案诉讼制度 ,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中的控辩量刑交易制度 ,可为我国法律移植与借鉴 ,但应严格程序规范以保障其实施的正确与尊严 ;其中的定罪辩诉交易制度 ,无论从诉讼公正抑或诉讼效率层面探究皆不能得到移植我国的适用的证据。     

引入辩诉交易探讨

作为美国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是可行的、必要的。只要运用得当,对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应结合我国当前普通程序简易审和量刑建议改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规范操作辩诉交易制度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应当处理好社会、被告人和被害人三者利益的关系。     

论辩诉交易与我国刑事诉讼

辩诉交易是美国本土制造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项司法制度 ,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大量积案久拖不决的问题并保证诉讼高效运行。从辩诉交易的产生、发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辩诉交易是法律的理智选择 ,我国也应建立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制度透析——兼论我国的“普通程序简化审”

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源于对抗式诉讼制度的固有特点及其附带的诉讼风险,同时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的合理定位以及现实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也促使这一制度被采用。美国对辩诉交易制度作了严格限制,但这一制度在运作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小,司法审查的严格性较强。特别是意大利的辩诉交易针对的只是轻微犯罪案件,这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我国的“普通程序简化审”符合辩诉交易的一般内涵,但其适用范围过宽,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适用该程序,对于认罪者的从轻处罚幅度应由法律明文规定。     

我国不宜移植“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诉讼制度，意为诉讼中的辩控双方的讨价还价。目前在我国不宜移植该项制度，理由是辩诉交易在我国缺少法律依据，忽略了司法公正，违背了国家权力分工及审判权专属先例原则。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马克思制度公正视域下的人的全面发展探究

实现制度公正,是马克思思想的首要价值和目标。不论马克思是对资产阶级抽象的公正观进行批判,还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的雇佣劳动进行揭露,抑或对未来理想社会加以描述,每一部分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与制度公正思想,形成了“劳动正义”理论。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建设一个合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环境,这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最终落脚点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罗尔斯正义论的本体论追问

理论界关于罗尔斯正义论的非本体论解读是不确切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不仅继承了卢梭和康德的理性主义契约论方法,而且有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它表现在原初状态的逻辑设定、正义优先性的词典性秩序和反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语境以及"反思的平衡"的论证方法等方面。     

误区的超越与主导价值的转换——对我国当下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新解读

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公平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不论是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还是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二者都是互为前提、并行不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坚持以社会公平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且是考验执政党驾驭市场经济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能动司法的实现条件——一个中美比较的视角

近年来,司法能动作为一种与司法克制相对的司法意识形态,引起国内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很多学者和法官倡导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行＂能动的司法＂。但是,能动司法的实现需要多方面条件和因素来支持,否则实行能动司法于法治是不利的。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在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分析美国能动司法的实现条件,发现中国的不足,有利于推动中国实行有限的＂能动司法＂,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论诉讼程序经济

诉讼程序经济指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 ,即诉讼主体以最低成本或耗费获取最大收益 ,包括诉讼程序规范层次上的与运作层次上的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求诉讼程序经济 ,程序经济可以缓解司法资源稀缺与诉讼纠纷日渐增多二者之间的矛盾。诉讼程序经济与诉讼程序公正既对立又统一 ,都是诉讼程序要促成实现的价值目标。     

佘样林冤案的侦查反思

从侦查角度反思余祥林冤案,值得记取的主要教训有：调查身源,确认死者,是侦查错误的起点；刑讯逼供,指供诱供,是铸成冤案的关键；有罪推定,片面取证,使侦查陷入一错到底的误区。通过反思．深刻认识到：科学与法治乃是侦查工作的灵魂。     

论人权的“欧洲尺度”

《欧洲人权公约》为人权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对缔约国课以保证本国人民享有人权的义务.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例不断发展出符合公约精神的法律解释,对公约进行丰富和完善,树立了人权的"欧洲尺度".欧共体法院在人权条款阙如的情况下,参照一般法律原则和成员国共同宪法传统进行司法解释,并格外倚重《欧洲人权公约》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在实践中所确立的人权标准.     

促进社会公正 构建社会和谐

促进社会公正、构建社会和谐对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公现象,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有其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应在正确分析和理解原因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坚持正确的思想观念与具体行动措施相结合,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相结合,减少甚至消除社会不公现象,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纪念国际法院成立60周年

国际社会在历经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时期和国际社会组织化时期之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给国际法提出了如下挑战如何应对国际法的碎裂和国际性法庭大量增多两大现象。作为维护国际社会公正的权威司法部门,国际法院必须对此做出反应。考虑到法院诉讼管辖权的局限,充分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应该才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最佳方法。与此同时,鉴于既往的经验,充分利用咨询管辖权必须坚持正确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