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刑主义略论

明代以推行重刑主义而闻名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后期,其刑罚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严刑峻法未能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反而加速了明政权的衰亡。以史为鉴,着眼未来。构建现代法治社会就必须彻底摒弃重刑思想,大力提倡刑法谦抑主义。     

论刑法的宽容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在治理社会确实发挥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刑法在严打中会不可避免侵犯罪犯的基本人权,是建立法治国家的绊脚石.因此,需要理性反思重刑带来的弊端,逐渐贯彻宽容、人道、科学的现代刑罚理念,使我国的刑罚观念上的方向从重刑主义向轻缓化和人道化发展.     

略论刑罚的效益原则

刑罚作为一种抑制犯罪的手段 ,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收益 ,但这种社会收益的取得需要相当的社会成本支出。刑罚的效益就是指刑罚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确立刑罚的效益原则就是要以最佳的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这对于摒弃重刑主义和泛刑罚化观念 ,重视刑罚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我国刑罚的效益 ,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确立合理的刑罚限度 ,刑罚强度以及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制度等。     

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依照＂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被贴上＂严打＂的标签,异化为＂专政＂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罚方法,在定罪上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在量刑上倾向于重刑主义及高压态势,在程序上追求打击的高效率,反映了报应刑主义和威慑理论,是古典刑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重视主刑而轻视附加刑,重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轻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为死刑、自由刑等主刑过重而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缺失,刑罚措施过多而非刑罚措施缺失。由带有＂严打＂性质的重刑主义到更加理性化的刑罚方法,需要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实行更加理性化和更加有效的刑罚个别化,进而达到矫正犯罪、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     

当代中国实现刑罚轻缓化之现实合理性

在当代中国实现刑罚的轻缓化不仅符合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刑罚轻缓化是改变我国重刑主义现状的迫切需要;刑罚轻缓化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进步的当然结果,刑罚轻缓化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刑罚轻缓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     

对新时期重刑主义的反思

对新时期重刑主义的反思喻伟蒋羽扬重刑主义在我国历史上代代相传、陈陈相因。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正日益呼唤人们树立新的刑法观，进而实现刑罚功能的三大转变。无论我们的刑罚目的、刑法价值取向，还是刑法谦抑性原则，都证明严刑峻罚终非治国良策，轻刑少罚才能长...     

论多元选择困境下的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及其解决——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为基点

与传统报应或预防性刑事司法的单一目标不同,恢复性刑事司法以广泛的社会修复为目标,因此在其实践中必将面对各方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所引发的冲突,从而陷入多元价值的选择困境。传统的刑罚目的观念无法解决恢复性刑事司法的价值选择,只有新报应主义刑罚目的刑罚纯粹化的观念,能够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去刑罚化的内涵相互印证,相互衔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通过其内含的"具体正义"、"均衡"要素,完成了对传统报应性刑罚观的修正,并使恢复性刑事司法制度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最终达成社会修复的目标。     

刑罚结构改革之断想

刑罚结构的不同设置直接影响到刑罚功能的发挥,近几年刑罚结构问题成为刑事法研究中的热点。我国学者对刑罚结构的改革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看法,在肯定目前重刑刑罚结构的同时,对刑罚结构改革的具体路径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刑罚结构的改革需要以科学的观念为指导,并考察我国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现状,结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进行。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刑罚结构应更多地反映出轻缓与修复的特性。     

刑罚的负价值

对刑罚的选择,是人类社会理性而又无奈之举。随着社会的发展,刑罚理论也相继出现了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并合主义。20世纪70年代,由于对现实的刑罚哲学和实践的不满,还出现了报应观念的重新复活。激烈而富于理性的争论给我们带来理论繁荣的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刑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刑罚使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普通民众更加冷酷无情;刑罚是用诚实人的钱为犯罪买单;刑罚干涉了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及正常性;刑罚造成情感的创伤。     

韩非的犯罪预防思想研究

韩非的犯罪预防思想既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设计、综合为治,又结合了战国所处的时代特色、个体差异。通过对人性的分析,韩非提出了犯罪的社会预防、刑罚预防和犯罪控制等措施。一方面,该犯罪预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极端的重刑主义不仅没有遏制犯罪,反而助长了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在预防犯罪方面,应当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根据不同类型的犯罪,应当采取不同的防范和处罚方式。     

刑罚目的二元论下的死刑观

国家出于一定的目的设置一定的刑罚,追求一定的效果。作为刑罚种类之一的死刑在立法上被确认以及在司法上被适用也不例外。但无论从刑罚的报应目的还是预防目的来分析,死刑的设置均是不必要的,应该被废除或者限制。     

刑罚轻缓化的理性思考

在刑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的总体趋势趋于轻缓：由残酷走向人道,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严刑峻罚逐步趋于轻缓。刑罚轻缓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刑罚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功能的有限性。以此理论为支撑,为了使刑罚轻缓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应处理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本质和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     

慎刑与严刑:中国传统刑罚的双重性格及其原因

中国传统刑罚制度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 ,即慎刑与严刑的对立并存 ,而制度层面的矛盾无疑来源于思想理论层面的矛盾。应该说 ,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分别是这两种法制现象的理论源泉 ,但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来 ,特别是儒家法律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制指导思想之后 ,恰恰是儒家的教化观和伦理价值的绝对化使儒家对法家的严刑主张的吸收成为必要 ,从而使这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制度和现象能够长期共存于中国古代法制中而并行不悖 ,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刑罚的双重性格。     

报应刑,教育刑及与犯罪的斗争

报应刑是以犯罪者的个人责任为前提、为基础的 ,其理论核心是着眼于犯罪的客观行为 ,而不论实施犯罪者的个人情况。教育刑理论为现代派理论 ,它认为犯罪的原因来源于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当前国际社会已从报应刑过渡到教育刑 ,在走向崇奉社会防卫论的时代时 ,我们也应关切刑事政策、社会政策 ,力求最科学、最合理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进步的要求。     

量刑规范化面临的难题及破解——以两个《指导意见》为基础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程序指导>)进行试点,以便为2010年在全国法院试行做好准备.     

《美国量刑指南》717号修正案刍议

一、引言 《美国量刑指南》由美国量刑委员会根据刑事法律法规、在实证分析和总结以往量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90％以上的常见犯罪而制定的，经国会审查后在美国联邦法院适用。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有效、公正的量刑制度加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与犯罪作斗争的能力、强化惩罚犯罪、威慑犯罪分子、剥夺其犯罪能力和帮助罪犯回归社会。     

量刑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定罪与量刑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两个中心环节,两者紧密相连。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准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奏,但是定罪的最终效果应落实在量刑上。量刑结论是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裁量的结果,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量刑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司法为民,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而公正量刑是民众对司法的关注点和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     

涉商标犯罪量刑机理之重塑

一、被假冒商标的知名度是否应纳入考量 案例一：甲未经注册商标权人许可，擅自制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A”的商品，经营数额为50000元，其中“A”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规范化

目前，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活动改革的一部分，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检察机关在行使求刑权过程中，凸现的还主要是定罪请求权，以起诉书的方式向审判机关阐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及其所触犯的刑法条款，在如何量刑的问题上很少涉及。但是随着近几年来全国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中国传统量刑内在价值与当代量刑机制之完善

一、传统人伦量刑观与量刑实践 （一）儒家主流思想与量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把人伦的‘伦’看得比人还要看重的文化传统。”。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钟声认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