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行动中的权利冲突与交易式解决

目前中国有3．5亿烟民,占世界1／3,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者近100万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受害国,5．4亿人正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1．8亿是未成年人。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制定了地方性法规,通过法律的模式进行控烟行动。加强对吸烟的控制乃至全面禁止吸烟,目的很好,但并不代表控烟行为就一定得到社会主体的支持并顺利实现。现实中的控烟活动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以自由看待权利以权利看待法治——读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

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角透视自由，提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权利”，包括两层主要涵义：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权利以自由为核心。书中着重分析了权利的法定性，明确划分法治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并将权利的概念纳入作为系统工程的法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该书锁定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准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性架构，具体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     

论刑事被告交易获利的前提保障——以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为视角

通过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使其在辩护的策略和技巧上多层选择的余地，能够增强其与控方相抗衡的能力。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的目的不是鼓励他们保持沉默，而是为了避免刑讯逼供、强迫供述和暴力取证等；而法律鼓励、引导多数真正的罪犯做有罪供述，通过辩诉交易、简化审理程序等制度分化、瓦解犯罪，以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     

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分析--以迁徙自由为例

基本权利与人权、宪法权利概念的长期混淆性使用模糊了其外延分野,厘清以基本权利为中心、从人权到宪法权利转化的机制,是研究“被取消”的权利性质的基础条件;而迁徙自由作为一项被宪法取消的权利,在演绎和归纳两个方面的形式逻辑推理和规范与实证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回归了其应然的基本权利属性;相反,被禁止的权利和未被列举的权利与迁徙自由有本质的差别,这进一步夯实了迁徙自由仍旧为基本权利的论点。     

康德论自由与权利

康德哲学最核心的是自由问题。由于人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最后则是每个个人之绝对尊严与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的基础,因此,当康德在为自由辩护的时候,他也就在为每个人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严奠定基础。这是康德哲学之所以在推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的深化具有持久力量的原因所在,当然也是它对近现代政治学说具有持久影响的原因所在。     

论民事权利和商事权利的一体保护：以权利结构变动权为例

权利结构变动权包括合成权、分解权和单纯结构变动权,这些结构变动权能不断地创造新的权利或新的功能,在商法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商法对结构变动权设立了太多的限制或障碍。保护为主限制为辅是民法公认的权利法理,而我国商法重控制而轻保护,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坚持权利一体保护的法理,改变对结构变动权的不合理控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再审视——以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为视角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进入监察法实施阶段,改革工作的展开需要注重对权力的制衡。现行的改革文件及监察法在对待权力上出现了重扩张轻制约的倾向,这是权力至上思维在改革中的延续,为防止可能引发的权力失衡与权力腐败,应该将权利思维引入,改革引入权利思维符合国家治理民主化、人权保障以及控权原则,尤其是权利自身的防御权能对防止权力腐败与权力失衡效果显著。权力与权利之间是互补关系,权利来源于权力的博弈,权利是权力扩张的自然界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展开应该综合两者的优势,以理性态度注重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同一性——兼论程序价值的非独立性

本文以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比较为主线,从实体领域和程序领域的共同点--都必须进行事实判断--入手进行分析,从揭示事实判断的局限性出发,试图证明在诉讼中赋予当事人程序权利的目的,更在于能够更好地发现真实,从而实现诉讼的目的--解决纠纷,达到对实体权利的确认或维护.之后,本文试图通过论证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赋予或实现,背后都有对资源(成本)、实现的难易(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事实判断接近真实的难易)以及对社会主流的、基本的价值观的考虑,从而证明它们具有同一性.最后,文章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相对于实体权利而言,程序权利是第二位的权利,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     

农民权利保护调查——以湖北省中西部农村为例

新时期"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各种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利问题,那么农民权利保护程度如何,如何保护农民权利就显得犹为突出和格外重要。     

近代权利诉求的演进与特点

近代中国权利诉求有着鲜明的特色：第一,为权力而权利。从诉求权利的开始,国人最重视政治权利和自由,争“民权”为了能分权,争“国权”则走向集权,不是为分权就是为集权而谋权利。对权力的执著使得权利需求停留在精英层面,普通民众难以亲近,更无法沉醉。第二,为政治而权利。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始终是权利的目的,自由要让位于秩序,权利要服从民主。政治的高位使权利式微,不可能也不会成为终极追求。第三,为理想而权利。对权利,人们多激情的颂扬,少绵厚的论证;多宏大的描述,少精微的求实;重理论的抒发,轻制度的建构;重社会的进取,轻个人的自在。     

论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及其立法完善——以网络作品权利限制为视角

作者的著作权、传播者的邻接权、使用者(社会公众)的使用权,三项权利的平衡是立法者的期望。著作权法在保护网络作品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对其权利进行合理的限制,以平衡网络作品的创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对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权利限制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发展的必然。应平衡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权利限制与反限制。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存在着尴尬,以网络作品权利限制为视角对网络作品权利限制在今后的著作权立法时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利冲突及权利平衡——基于族群与移民的分析视角

城市化进程会否导致族群与移民的权利差距甚至权利冲突？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存在一个因果关系,但是伴随着权利意识的生长,权利发展在不同的阶段确实与城市化的进程保持一定的联系.具体而言,在城市形成、城市膨胀与城市衰退阶段,权利冲突呈现不同的鲜明特征.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族群与移民权利的变迁,这种权利变迁首先包括城市族群与移民的政治权利,也包括城市族群与移民的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变迁与权利交换.权利变迁伴随着城市成长和治理的全过程,城市政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因此成为权利平衡的实现过程.     

税法权利的逻辑结构——以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为据

基于美国分析法学家W.N.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税法权利不仅是税法规范的价值核心,而且理应成为实证税法学研究的真正起点。税法权利的逻辑结构纵横交错,在横向的维度上,税法权利包括课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在纵向的坐标上,税法权利既有原权利,也有救济权。课税权包含数项具体权能。纳税人权利广义上包括自然权利和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狭义上仅指后者。"有权利就有救济",救济权的前提是原权利遭受不法侵害,救济权是原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救济权的逻辑结构体现为"要求——义务"的法律关系。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刑事损害赔偿为视角

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对加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以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为出发点改革我国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实体规范上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在刑法中确立损害赔偿和量刑、缓刑、减刑、假释相结合的制度;程序规范方面,取消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论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以犯罪嫌疑人权利及其保障为视角

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是讯问方法的载体,讯问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具体的讯问行为。羁押状态与非羁押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存在差别,可分为完整享有和不完整享有权利。侦查讯问行为直接影响或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从法律规范层面看,侦查讯问可分为指令性、禁止性和允许性讯问行为。在侦查讯问中,应大力提倡指令性讯问;应从犯罪嫌疑人权利、亲权是否受威胁、侵害界分讯问中的威胁、引诱、欺骗行为是否合法;选择性施行律师在场、检察机关介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制度以抑止禁止性讯问行为;从讯问时限、语言和尊重嫌疑人人格等角度规范讯问中的允许性行为。     

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意义——以刑事诉讼权利与权力冲突为分析视角

权利救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而公民权利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条件;权利救济关系着能否对国家权力滥用进行有效防范,而防范国家权力滥用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能否得到和平解决,而冲突的和平解决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权利救济还关系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而国与国之间良好的司法协助是和谐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权利配置与利益平衡

公司法一方面为了保证公司经营者的自由裁量权,促进经营者把握商机大胆地进行商业判断,及时作出经营决策,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既要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监督经营者的滥权行为,推动公司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机制,又要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正因为如此,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原诉权虽然属于公司,但是,在制度构建上,公司法必须于公司、经营管理者、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进行诉权分配和再分配,以求兼顾和平衡各种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论控股股东与董事会的权利界分——以国美之争为视角

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实际上是控股股东权利和董事会权利的相互角逐。控股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权利,因此,涉及的实质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利界分。在该问题上,美国公司法和德国公司法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从而产生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权利的不同界分方式。在我国,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利界分的法定特征明显。控股股东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并不能代表全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权利的界分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微妙平衡。     

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权利政治——权利方法、观念与实践

政治演进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范式转换。先验的权利论证方法站在权利政治的基本立场上，通过追思“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形而上地来论证权利的存在。独立战争的胜利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权利事件，它不仅圆满了一个“权利政治化”过程，而且开启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政治权利化”历程。自然法学说在北美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统一。自然权利观，作为北美人们对于“权利”的基本认识与体悟，构成了权利政治的逻辑前提。权利政治肇始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     

论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立法中的一般保护原则与特殊保护原则——以艾滋病患者为例

从权利的高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最高境界，而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离不开相应的立法工作。在当前的弱势群体权利立法中，存在基本原则不明的情况，这导致弱势群体的权利在立法环节就得不到保障，甚至还被侵犯。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立法应该坚持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的原则，在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前提下，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艾滋病患者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在立法上应该是增强对他们一般保护和特殊保护，尤其是特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