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管制的冲突与协调——以涉外经济管理规范为视角

各国涉外经济管理规范(本文称为"管理性规范")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政府管制冲突在法学领域的体现.管理性规范发生冲突的原因在于公法的域外适用、管辖权的重叠与规范的竟合.管理性规范之问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规范在适用上的冲突,这种适用上的冲突将导致当事人面临不合理的权利受限或义务叠加.管理性规范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反垄断、税收、金融监管等领域.解决管理性规范冲突的途径主要包括:立法协调、管辖权的协调、跨国执法合作、放松政府管制.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分析——以房地产调控为例

近年来,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升级”。本文将对双方在房地产调控中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并从此角度出发,浅析现行中央与地方的以经济指标为导向的关系。同时提出如何在这种博弈的环境下,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论财产权与征税权的冲突与协调——以权利(权力)性质的法律解析为视角

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冲突贯穿于国家税收始终。以财产权与征税权性质的法律解析为视角,对财产权权利性质及征税权权力性质进行定位与论证。财产权与征税权在彼此冲突中实现其权利(权力)价值,而冲突过程的实质亦是两权协调的过程,通过两权的协调最终达到国家与人民的共赢结果。既保障纳税人的私人财产权不受征税权的非法侵犯,又使国家在纳税人依法让渡财产权的基础上奠定其存在物质基础,从而为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增进纳税人的公共福利。     

政府协调：解决部门权限冲突的另一条思路

协调各部门间的权限冲突是各级人民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西方国家与大部制改革相配套的是通过提高行政首长的地位,配置总理(首相或总统)的办事机构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达到行政和谐。新一轮机构改革在精简议事协调机构的同时,应设立政府办事机构加强对各职能部门权限争议的协调。     

论人格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市民社会,人格权冲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人格权冲突就是人格利益冲突,也是价值冲突。对人格权冲突的协调应遵循权利绝对性原则与权利相对化原则、权利位阶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和适当限制原则。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

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的行使也不可避免,但在地方权力行使的同时我们对这种权力的属性却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很难理清,进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就具有某种盲目性。在我国,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一样都是在统治权力的权属与权能分离过程中治理权力行使的体现,只是两者的分工不同而已。为了使人民更好地行使统治权力,必须合理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这种权力配置在静态上要求职权法定;同时,由于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这种权力配置还要求动态的权能配置的法治化和权力行使的正当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就是通过静态的权限划分和动态的权能配置实现权力行使所指向的特定目的,而不至于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     

公共危机应急协调联动机制研究——以郴州冰雪灾事件为例

地方政府在重大危机发生时,除了有各种事前的应急预案,而且应具有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重建的和谐的协调联动机制。在灾害的救助过程中,迅速调动和落实各主客观因素,以便及时将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避免灾情继续恶化。在灾后重建的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恢复中,同样需要政府各公共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志愿者队伍和公众力量密切配合和相互协调。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及其协调

随着当今社会信息交流的深层化和频繁化,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日显尖锐。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公共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及个人信息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要协调二者的冲突,需要明确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界限,在立法中对隐私权进行直接保护,在我国宪法及其它法律中明确规定知情权,并对两权之间冲突的协调做具体规定。     

行政法治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冲突——以国有自然资源为考察视角

我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冲突几乎就没有停止过。目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权限冲突引发的问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国有自然资源领域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冲突就是一个缩影。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有一套系统思维和制度框架。应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树立法律的权威,实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分权。同时完善其他相关制度,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     

“犯前款罪”立法与引证罪状理论的冲突与协调——以立法技术为视角

引证罪状是指引用同一法律中的其他相关条款来说明或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特征。犯前款罪是引证罪状的主要形式。但我国"犯前款罪"的立法规定及表达技术并不能达到说明或者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理论要求,两者存在冲突。引证罪状所援引的构成要件或要素必须明确和具体,并根据引用内容的属性选择立法规范的用语。     

论仲裁程序与破产程序之冲突与协调

同为处理争议的程序性规范,仲裁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冲突根源源于两者法本位的不同,即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矛盾。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应当秉持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的原则,具体体现为破产程序的集中管辖制度对仲裁协议的影响、破产程序启动和进行中对仲裁程序的限制,及破产程序对仲裁裁决执行的回应。因此,当仲裁程序有利于社会公益的维护时,破产程序应当保持谦抑性,以便发挥仲裁程序的特有优势。我国立法在两个程序冲突的协调问题上法律缺位,应当结合上述协调理念,在破产法院的专属管辖权和债权人的监督权等规定上作出相应完善。     

论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司法人性化是现代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正确实施有利于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但是司法人性化的泛化必然对司法的公正性提出挑战。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对立是相对的,二者存在统一的基础。加强人性化的立法、坚守法律的底线、培养司法者的人格素质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协调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冲突的有效途径。     

公诉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与衡平

公诉权和司法权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权力,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都是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变体。但同时二者又具有异质性,二者不能简单在国家的名义下而结合,这是与制度设计者或立法者的原意不相符合的。因此,必须理性地对二者的角色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定位。因为这决定着刑事诉讼的良性运作乃至法治国的形成。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冲突——衡平的方法论对我国公诉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透视和分析,以异域的法制为借鉴,或许可以找到一条现实的可行路径。     

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兼及国际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

国际法领域的扩展使不同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大大增加,国际法发展呈现不成体系的特征。演进中的国际法并非一个统一的体系,现代国际法表现为国际共存法和国际合作法并存,并在发展趋向上向价值定向发展。国际法随着范围的扩展形成大量次级体系,不同的次级体系多能“自成体系”并“专题自主”的特征,导致规则的冲突增加,造成在适用国际法规则上的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际法自身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国际法领域的扩展等新趋势导致的。国际法要研究如何防止并协调国际法规则矛盾与冲突,但是很难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体系,另一方面国际法的不成体系的特性却使国际法充满了张力。     

非法人组织在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法律地位之冲突及协调

关于非法人组织(即公民、法人以外的第三民事主体)之法律地位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存在着诸 多冲突与矛盾。造成冲突与矛盾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我们在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理论 认识上存在着不一致。要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必须统一理论界的认识:一方面应赋予 某些非法人组织以民事主体资格和诉讼主体资格;另一方面,有必要对可以成为民事主体的非法 人组织的资格条件从构成要件方面加以限制。     

一般竞争管制与行业竞争管制在电信管制中的冲突与协调--加拿大电信管制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电信业在破除垄断、引入竞争后,电信管制中,一般竞争管制与电信行业管制之间对电信经营活动管辖权存在的冲突与协调这一现象.通过介绍加拿大富有特色的做法及解决模式,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以推进我国电信业发展,建立完善的电信竞争政策执行机制为目标,提出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的对策.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选择——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为视角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同构性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方式的行政化是我国纵向权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应以法治化为且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化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     

试论国家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之协调

国家税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一国在尊重他国主权和遵守国际税收惯例的前提下,便可独立自主地行使征税权。正由于各国选择适用的税收管辖权类型不同,而导致了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对国际上普遍实行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及其认定标准进行探讨,同时也对国际税收协定与中外税收协定中关于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加以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征税权的公平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当代物权冲突法之新发展

与传统物权冲突法相比,当代物权冲突法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物之所在地法虽然在涉外物权法律适用规则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涉外物权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法律适用规则。当代物权冲突法的这些新发展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法律方面的原因,中国涉外物权法律适用规则应当结合当代物权冲突法的新发展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     

公诉权与侦查权的冲突与衡平

侦查权和公诉权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两项重要权能。就其性质而言，侦查权和公诉权都是承担追诉犯罪职能的公权力，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由于侦查权和起诉权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且各自的程序任务不尽相同，因而两种权力在服务于刑事诉讼目的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分歧，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形，从而导致程序效率的消减。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适度衡平侦查权和公诉权的权力配置，既是程序科学运行的技术性制度安排，也是防范权力滥用的程序法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