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在“家”中生生不息(一)

习近平总书记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小家”连着“大家”,关乎“国家”。     

关于伦理概念的语义学考察

按构词法分析,“伦理”一词是联合式合成词。“伦”、“理”皆“道”,“伦”、“理”相通:“伦”是做人之本,“理”是处事之基。“伦理”是关于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事的准则、方法和依据的“道理”。“伦理”所要求的是待人处事的方式要得当,处理问题应合乎准则,言行应合乎规范。如此解则伦理学就是关于“伦”、“理”的道理的学问,是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处事的道理的学问。     

现代语言文学研究一则

“是”字句是现代汉语基本句型之一。“是……的”是“是”字句谓语部分的常见格式。当“的”位于句末时,或作结构助词,或作语气助词。在语法学习中,有不少语法学习者因为未能把握“是”字句句末“的”的不同词性,而不能正确分析“是”字句结构成分。本文分析归纳了“是”字句句末“的”的词性,并总结了一些分析方法,供语法学习者析句时参考。     

“虑之以大”: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的“中华共识”——兼论对西洋“本体论”之超越

“虑之以大”,就是以“大者优先”为格式来对待“记事”甚至所有事情,儒家主张“大而化之”,即是主张以“大者优先”为格式吸纳、消化其他文化.释家讲“大死”、“大空”、“大机”、“大觉”等等,都是强调“大”对于“小”之优先性,隐含其特有的“大者优先”之格式.道家主张“以道观之”,则是“合小大而观”,既看到万物“差”之一面,又看到万物“同”之一面,既看到万物“异”之一面,又看到万物“一”之一面.“本体论”(ontology)乃是西洋哲学之核心,其基本观念是以共相为实,以殊相为幻,以本质为实,以现象为幻,以一般为实,以个别为幻.“虑之以大”是对于西洋“本体优先”格式的超越,这是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的“中华共识”之一.     

庄子之“用”探析

庄子的“用”,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字面意思,另一层蕴含着庄子的处世哲学.他关于“用”的思想,有其时代性和相对性.《庄子》内篇中出现的“无用”、“无用之用”、“大用”,这三者是庄子关于“用”的思想的三个层次,其中“无用之用”是核心,它是“无用”通向“大用”的桥梁,庄子认为个人保命而幸存是“大用”,君主无为而天下治也是“大用”.     

1976：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发布后,“四人帮”继续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他“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他们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五个统筹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五个统筹”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重要理论,它们都为实现我国现代化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服务。因此,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三个有利于”是“三个代表”和“五个统筹”的原则和目标,“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和“五个统筹”的前提和保障,“五个统筹”是“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落实和体现。同时,这三者都贯穿着“以人为本”的思想。     

“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两个结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主线。推进“两个结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内在需要,是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本质体现。实现“两个结合”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主”与“客”的良性互动、“守”与“变”的有机统一、“正”与“反”的双面启示、“前”与“后”的有效承接等方面。从内在运行机理来看,“两个结合”具有融通性、同步性、共基性和互动性。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两个结合”的核心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两个结合”的根本主体,党内领袖群体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主体。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为“先”、以文化创新为“重”、以人民至上为“核”、以党的领导为“纲”、以调查研究为“径”。     

重在“源头治贫”

有学者言：“经济保证今天,科技保证明天,教育保证后天。”“源头治贫”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些方面都需要在“今天”就做好。更重要的是,“源头治贫”的理念应当在“今天”就及时转换好。“源头治贫”在思路上应是变“输皿”为“造血”。搭桥修路盖新房,基建式扶贫见效快是快,但是没有产业的支撑,就没有根基。“源头治贫”在方法上应是变“扶穷”为“扶智”。     

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

为防止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误读,需要辨明“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异同。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与“物本”、“神本”相对立,都凸显人的主体性,都以人为目的。二者的区别点在于:“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抽象的人,而“以人为本”强调的人是具体现实的人;“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民的利益;“人本主义”只是以人为目的,而“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     

关于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初步设想

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至少有三项理由:一是学科建设方面,迫切需要“西方哲学批评史”这样一门学科;二是材料方面,“西方哲学”中“批评史”的材料几乎是现成的;三是内涵方面,有很多“西方哲学史”覆盖不到的地方,必以“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之。不能以“西方哲学史”取代“西方哲学批评史”,“西方哲学史”乃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对象之一。     

行政管理中的“惰政”现象与防治对策

“惰政”也叫“怠政”、“懒政”。中国的官场文化中,有一种怪象：“多做事,多错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许多行政人员缺乏“勤政”的“原动之源”,而“惰政”,却是心安理得。“惰政”是一种逃避责任、庸懒散漫、粗心大意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权力寻租的利己心理,是一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思想。归根到底,行政人员“惰政”是对于人民所赋予的权力的一种忽视和亵渎。     

关于“实事求是”的两种解析

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实事求是”即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规律性,“实事”可以是在人类实践之外存在着的,“是”就是客观事实的“规律性”。而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事”是人的存在本身,“是”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的规律,“求”就是作为对人的存在真理的追求。     

“和而不同”：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

中华政治文明的精核可以归纳为“和而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讲 ,把握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质 ,就是把握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和而不同” ,意思是说要承认差异 (不同 ) ,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也就是说 ,“和”是目的 ;但“和”的前提是“不同” ,是多样性的存在 ;没有“不同” ,没有多样性 ,就无所谓“和”。“和而不同”堪称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新农村建设：尽早“搭台”，防止“拆台”

“新农村”,是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最鲜亮的名词之一,给解决困扰人们多年的“三农”问题带来了曙光。新农村“新”在哪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有“全景式描绘”。“二十字”目标,几乎涵盖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内容:“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体现;“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精神支柱;“村容整洁”,是建设新农村的环境氛围;“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保障。     

朱熹的“无为而治”与企业的现代管理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追求的理想管理模式。朱熹讲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哲学,而是以“有为”求“无为”,即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理想境界,这是儒家“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真谛。儒家的“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的思想,同现代企业管理的“控制跨度”、“分级管理”和“黑箱艺术”是相通的,但它还不等于现代企业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体系。     

论程颐《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程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在谈到“一”与“二”关系时明确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生生之本也”。在讨论事物运动时,他提出“动静相因”、“消长相因”,并且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即认为“动”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动”与“静”更为根本;“随时变易”是普遍的原则。他认为一切事物是“与时消息”,人们的行动当“随时而进”、“随时而宜”、“合宜适变”,企图说明“时”对人行动的重大影响。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如“危极必安、乱极则治”,然而程颐认识到由“危”转“安”是必定要通过“刚阳之才”活动才行。     

党章：党的先进性的原则表达和规范要求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我们讲“唯物辩证法”、讲“革命性”、“批判性”,讲“改革”、“发展”、“创新”,无不包含“先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是积极向上的

作者从实践的观点,分析论述老子“道”的来源,“道”的作用是什么,进而分析论述了“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是积极向上的,“无为”并非“不作为”,而是“不要违背”“道”的原则。     

古人怎么“坐”才叫“坐有坐相”

中国是传统的礼仪之邦,甚至连举手投足站立坐卧都要有“行为规范”,比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以前,对于“怎么坐”讲究颇多。“蹲踞”“箕踞”,或“安坐“”正坐“”跪坐“”经坐“”恭坐“”肃坐“”卑坐”,或席地而坐、正襟危坐、双手垂坐……古人“坐”的姿势可谓数不胜数。那么,怎么“坐”才叫“坐有坐相”?“安坐”——古代最合礼仪的坐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