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之管见

本文从司法解释的概念入手，对司法解释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解释权的来源和解释主体、条件、目的、对象、效力及“解释”的含义与实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解释权来源于宪法，解释主体为审判组织，解释对象不仅指法律而且还包括事实，“解释”是释法者对被解释法律价值取向的理解和阐述等新观点，对所论述的问题有一定独到的见解。     

论政策回应型司法解释

通过对建国以来最高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的研究,梳理司法解释与国家政策关系演进的三个阶段,将司法解释回应政策的模式总结为:政策作为解释法律的重要参考、政策决定司法解释的立与废、司法解释成为协调政策与已有法律规定冲突的中介。司法解释回应政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不利后果,应对司法解释回应政策保持必要的谨慎,并通过区分政策类型进行不同方式回应、发布回应政策的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对政策回应型司法解释予以引导和规范。     

司法解释场域的“央地矛盾”及其纾解——以“地方释法”为中心的分析

在以统一法制为目标的法律解释体制下,最高司法机关供给的司法解释资源无法满足地方司法机关的释法需求,构成了司法解释场域的“央地矛盾”.为了缓解供需矛盾,地方司法机关开始自发转向“地方释法”,试图以发布地方释法文件的方式实现司法治理效果.中央虽对“地方释法”持禁止态度,但制定的相关规制规范却过于宽松,未能起到应有的限制作用...     

资讯＆数据

中国最高法院规范死刑停止执行程序；最高法院决定废止27件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破解“申诉难”“再审难”难题；社会保险法草案徵求意见情况公布；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2009年工月工日起试运行.     

试论我国法院的司法适用解释

根据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第19次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或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如有原则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由此，在中国，司法解释仅指最高司法机关(即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司法工作(即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就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解释。而其他司法机关由于不具有法律上的授权(即不享有司法解释权)，他们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法律法令的理解、应用便不被认为是司法解释，至少不是有权解释。     

近代中国统一法律适用的实践

统一法律适用(解释)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即明文赋予最高审判机关以统一解释法令权，从北洋政府大理院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司法院时期，最高审判机关判决例与解释例的制作规则日趋完善，“司法造法”的编辑体例也逐渐定型。面对政治分立与积案如山的挑战，最高审判机关仍普遍地行使终审权，这是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基础。判例要旨及其汇编呈现出明显“法条化”的特色，这不仅适应了当时司法的现状，也与“律例并行”的传统相暗合。民国时期的解释例也是“广义的判例”,司法解释呈现出“裁判化”的特色。近代中国的制度建设与司法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统一法律适用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反垄断司法解释的范式与路径

反垄断司法解释是反垄断法实施的逻辑前提亦是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反垄断法》因借鉴域外经验并采取简约型立法模式而更需解释.囿于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和市场经济现状,法院通常依据自身解决问题的逻辑需要而对《反垄断法》作出先验性的解释规范.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本与市场间的紧张关系,但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法治程度不高和竞争文化传统缺失等客观因素而实际并未达到司法解释的原初目的即明确文本规范的内涵与法律意义.同时,在具体操作中面临场景缺位、目标错位以及解释权越位等现实问题,反垄断司法解释更多地体现为法院的“立法式”解释活动,有违现代法治理念.因此,目前亟需在对我国反垄断司法解释所处的场域进行考量的基础上,明确解释范畴,转变解释思维并重塑解释目标,以期多维度优化反垄断司法解释,保障反垄断法得以有效实施.     

司法审查的迷雾--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政治哲学意涵

美国法律传统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确立了司法机关作为宪法最终解释者的司法主权原则,而1804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则因为最早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而成为这一传统的象征。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充分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湛的法律技艺,将政治斗争转化为法律原则的斗争,以政治上法官任命的失败为代价赢得了司法审查原则确立的胜利。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纠结于人民主权与司法独立、代议民主与持久价值、大众激情与审慎理性等多项宪政议题,该案被不断地解释和再解释,最后完成了从司法审查原则到司法主权原则的提升,确立了美国特色的、司法至上的法律传统。而对这一过程的解读与梳理,有助于祛除法律神话中的迷雾,增进法律科学智识的理性与自主。     

对我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现象的法理分析

一、司法解释在我国现行国际私法中的独特地位国际私法中的司法解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已超过了国际私法立法。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诉讼方面所作的司法解释就多达４７项,最早的颁布于１９５６年。①这些解释包括了涉外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管辖权、诉讼参与人、财产保全、起诉和受理、域外送达、涉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等。在实体法方面,司法解释几乎涉及各个领域。如有关涉外经济合同的法律适用,主要是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例如:对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解释（１９８７年）、全国经济审判座谈会纪要（１９９５年）、对…     

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看法律的解释

本文从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的司法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入手,简要提出对于"直接结合"与"间接结合"两个概念在司法运用过程中的模糊认识以及对于此二者的几种学理解释,进而指出,对于法律的解释,不能仅仅依靠一种方法,这样可能会使解释脱离立法本意或忽视社会正义。     

解释学与法律解释

本文试从解释学视角，考察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通过这一考察，笔者试图证明，传统解释学与法律解释理论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法律解释的实质，在实践领域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司法过程中关于法律规则与法律事实的解释，都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前见”、“问答逻辑”等特征，判例与判例法中则包含着更为复杂的解释问题。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必须及时更新法律解释观，才能实现法律制度的有效率创新和法律活动的民主化、科学化。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

本文结合审判实践详细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各种类型及其相应的法律地位,并从对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两种认识——“个案既判力说”和“解释义务说”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习惯法说”,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和司法解释中的“立法型”解释可以构成我国以裁判和司法解释为载体的习惯法,它们的普遍效力来源于习惯法并因具有习惯法的品格而成为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基于此,本文主张最高人民法院“立法型”司法解释和值得刊登于公报上的裁判,应尽量以习惯法的构成要求为标准,具备“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正确的”品质。     

论审判解释

司法权的特性和一般运作规则决定了司法权仅指裁判权 ,司法解释应当仅指审判解释 ,审判解释具有必然性。审判解释具有稳定的价值目标结构 ,在解释体制上 ,应建立“一元 (法院解释法律 )、二级 (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的规范性解释 )、三层次 (法官解释为中心 )”审判解释体制     

法治时代的法律位置——认真看待法律逻辑与正义修辞

按照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在不久的未来中国应该进入法治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与法治并驾齐驱,在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重新塑造法律的权威。实现法治需要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法律方法论。然而,法治的实质合法性是以追求正义公平为前提的。为达到和谐社会思维决策中的正义修辞不可缺少,没有正义等法律价值的修饰,法治会失去终极目标而不具有合法性。要想使法治具有可接受性,逻辑推演的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证的方法不能缺位。认真对待法律逻辑与修辞可以支撑起一个被称为法治的时代。     

中国法院10年(2000～2010年)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2000～2010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回顾的10年。从立法时代进入到司法时代,法院是否依法裁判成为法治期待的一个试金石。对宪法尝试性引用司法解释悄然被废除并不意味着法院裁判文书中完全不出现宪法的身影,最高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进行的司法解释成为法院适用法律的准确标准,联合发布的解释(规章)并不具有实用性,地方性法规的适用余地也十分有限。10年间,法院经历了从强调程序正义到调解的复兴以及提出能动司法的司法政策,同时伴以对信访问题的过分看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规则,弱化了法律的适用。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它同法律一样 ,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各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多年来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应用中的问题作了大量司法解释 ,这对严格执法、公正办案 ,确保我国刑法的统一和正确实施 ,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 ,在多年的刑法司法解释中 ,也存在着越权解释、超刑法规定解释的现象 ,尽管这是个别现象 ,但长此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国家的法律制度 ,以刑法的司法解释代替刑法规定 ,妨害国家刑法的准确实施 ,阻碍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实现。本文就刑法司法解释需要权力制约和法律监督问题 ,略抒管见…     

司法解释与法律适用之关系

司法解释发生于法律适用之中，它与法律适用是密不可分的。从本质上说司法解释依存于法律适用，对于法律适用之目的而言，司法解释是手段，反之，对于司法解释而言，法律适用又是目的。从形式上看，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具体形态，司法解释的原因、主体和运作方式以及解释的目标无不在也只有在法律适用中才得以反映。无论法律如何界定，事实上法律适用中的司法解释就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     

在现实与文本之间的谨慎选择 从实务角度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07年列入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开始,就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原因首推该解释文本的两项第一——它既是《物权法》颁布实施后的首项相关司法解释,又针对的是我国首次确立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因此无论对     

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立足于中国的法律实践和社会现实,把法律解释作为中国特有的一个法律现象或制度加以研究。首先分析了法律解释的概念及分类,试图阐明在法律解释中存在的理论混乱,界定我国法律解释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次,讨论了我国立法解释的意义和作用,肯定立法解释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此后重点分析了司法解释的问题,提出:我国的司法解释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司法解释(文件)和法官(审判组织)在个案中适用法律时所作的具体解释。各级地方法院不应层层制定地方性的司法解释文件,以避免行政性管理对法官审判权的侵蚀。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具有授权立法性质和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是我国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规范性司法解释的功能难以被判例所取代,但在继续完善规范性司法解释文件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发挥判例的作用。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