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社团革命与当代法治秩序变革

民间社会团体的广泛兴起造就了一场全球社团革命 ,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当代走向 ,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 ;增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法治范式转换 ;推进了全球法治秩序的形成。中国社会团体则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中 ,成为推进良性社会分权、促进社会自律管理、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加快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是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在法治领域的体现,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是这一论断的意涵之一,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国际性问题的有力思想工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创新发展的先进理论指导。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国际法治工作等深刻思想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丰富内容。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这些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互联网新业态的“软法”兴起及其规制

近40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国家主导的秩序构建无疑是其一个重要特征,民间的秩序建构能力较为有限。"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一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特别是网约车等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它们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利益机制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软法"生产,这不仅给政府监管体制和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困境和风险,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软法"治理秩序,推动着从单一国家建构向国家与民间双向建构的法治转型。我们需要立足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互联网经济发展,确立国家"硬法"与民间"软法"良性互动的规制机制,推动双向构建的良法善治秩序的形成。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如何确定——对刑法典第246条第2款但书的理解

在全球化和中国正在崛起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显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其一，在全球化的行为规则和法律机制的成型过程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和正在重新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进一步确立全球发展意识，关注全球性的共同利益．更加自主地参与全球性行动，塑造国际规范，     

多中心时代的“地方”与法治

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心主义治理结构是根深蒂固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简政放权、权力下放,导致多中心时代的到来。多中心反映为传统中心有所削弱和位移,客观上推进了限制权力的权力改造工作,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地方国家机关从权力的边缘地带转入中心区域,权利保障水平有所提升,基层国家机关权力与责任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明确。更重要的是,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由于直接与权利人接触,在多中心时代快速发展为依法办事的前沿区域,承担了重大的法律风险。所以,地方也具有更多的法治建设积极性。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抓住地方法治实践这一关节点,把法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地方和基层。     

“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识与冲突——基于实验主义治理的解释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改革不仅体现为传统税收原则的失效与调整,更体现为传统税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变迁。有害税收竞争、税收规避等新治理挑战的凸显,使得旨在解决“多重征税”问题的传统税收治理体系难以为继。经合组织推动下的国际税收秩序改革共识与各国单边主义征税行为共同构成了当前“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复杂图景。如何对并行存在的共识与冲突提供整体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分析不同机制的相互影响关系,既是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并应用于具体领域的需要,也是实践方面探索“数字税”未来改革进程、实现多边共识的必要前提。文章基于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演变历史的回顾与逻辑的梳理,总结了国际组织和各国参与“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多重行为,进而以实验主义治理为理论分析框架,从框架性目标设定、政策学习过程、改变现状机制这三个方面为“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提供了整体解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复杂机制,也有助于为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战后多边贸易体制六十周年的反思与前瞻——以“全球公共物品”为视角

全球公共物品,是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可以为思考和总结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成败得失提供一个有益的新视角。在过去60年中,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国际贸易法治、深化多边主义合作等方面体现了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色彩,同时也由于该体制内效率和公平价值的失衡、权力结构的改变、非政府组织的崛起以及"区域公共物品"的竞争等因素而面临种种挑战。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多边贸易体制应当正视自身的使命和不足,更好地履行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职责。     

全球治理时代国际贸易关系的法治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为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保障基本人权,在现代国际贸易关系领域,力图以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法律规范,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实现其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功能,呈现出以追求全球正义为目标的法治。无庸置疑,国际贸易关系领域的法治是全球化语境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抉择。在全球化语境下可以国际贸易关系面临的诸多矛盾与冲突等方面探讨当代国际贸易关系确立法治实现全球治理的现实路径。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投资法治的困境与变革

国际投资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投资法治建设亟待加强,以促进国际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投资秩序、推动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当前,国际投资法治建设以双边和区域安排为主导,缺乏多边统筹,不成体系,导致投资法治的功能缺失,滞约了国际投资发展。与此同时,国际投资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投资条约内容的趋同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为国际投资法治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为此,我们应创新国际投资法治变革的路径,以多边投资实体规则为国际投资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推动国际投资法治的变革。     

悖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评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马长山先生所著《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一书,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逻辑,以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坐标和价值标尺,同时借助具体翔实的实证材料为读者展示当代中国"看得见的市民社会",以此阐释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的内在关系,揭示民间治理的法治诉求。然而,该书更多地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对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进行功能定位和价值探讨,没有很好地从现实经验出发利用社会理论分析民间治理内在的秩序生发机制,因此,移植而来的理论框架仍不能完全适应悖论社会的实践逻辑。     

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法与国际法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现行国际法与国际法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从总体上讲是进步的,对战后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与发展、人权尊重和保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并不完善,无论是国际法规则制度本身还是国际法治的运行,都存在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需要改进。当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体系,从学习者、追随者、受益者发展成为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在理念、原则、规则、制度等方面对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立足中国、胸怀天下,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善于运用国际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权力秩序的反思与重构

当代中国权力秩序的演进已经开始蜕除暴力与神秘的色彩,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在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适度的中央集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永远是必要的。而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以维护既有秩序为前提的,是在维护既有秩序的前提下的一种对旧有秩序的改良,因而它只有在对旧有秩序具备最低限度之容忍情怀的群体中才能找到支持者。有产者大多对旧有秩序怀有宽容之心,比较能够接受改良之主张,故而民主与法治秩序的建设,最容易在有产者之中找到共鸣与支持。有鉴于此,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实在应当走城市带动战略。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被不断提及,并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正当性话语,因此需立足于法治的基本要求,结合法治实践的个案场景,在发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的同时探讨法治思维的运用问题。而法治思维内涵的既有界定往往抽象而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要注意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类主要问题: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     

全球治理背景下国际税收秩序的挑战与变革

国际税收秩序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国际税收秩序正面临全球化和数字化经营模式所带来的技术挑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所带来的规则主导权挑战。G20和OECD主导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标志着传统的国际税收秩序迎来了自其形成近百年以来的首次重大变革,此次变革从应对数字经济挑战、加强各国所得税制协调、修订传统税收规则、提高税收信息透明度和完善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等五个方面重塑国际税收秩序。我国须客观评估此轮国际税改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立足于我国当前兼具居住地国和来源地国双重身份这一税收地位,从国内法和税收协定两个层面完善我国的国际税收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税务合作平台,发挥金砖国家税务合作机制和中国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在国际税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协调作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建构支撑制度创新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指导了20多年的制度创新进程,在全球化浪潮冲击面前保持着当代中国改革向前推进的活力.但是在今天,面对深刻的全球化态势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支撑中国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复杂局面.鉴于意识形态与制度和体制共存亡的特点,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潮中,为维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发展与创新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在当代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处于变动世界的创新进程之中,才能推进适应这一世界的国度进行制度和体制创新.     

2008年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大盘点

2008年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在这一年,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围绕无边大爱这一新的历史主题,开始了行政程序建设的新实践,同时围绕着限制公共权力、信息公开、有权必有责等主题,实践了新的法治政府追求,为和谐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