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矛盾凸显,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交叉影响日益突出,这些影响甚至关系到改革事业的成败,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很多制度化政治体制的问题。虽然中国的政治参与问题很多,但现实中不可能全面地解决,这里只能限于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的分析。因此,从政治投票以及制度化院外活动等方面重点分析中国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有助于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法律多元视域下少数民族习惯法功能之再思考

在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习惯法曾对少数民族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发挥了重要功能。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制定法在民族地区呈现出强势渗透的态势,但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地区"法治"的背景文化,直接影响着国家制定法在民族地区的适用效果。因此,在现阶段下,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法律多元"并有效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功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习惯法制度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选择

习惯法制度化既是对社会现象的实然描述,也是对法律发展的应要求.那么,如何汲取历史经验并促进本土的法律实践? 本文首先考察了习惯法制度化的法理依据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制度经验,然后,分析了当代中国习惯法制度化的现状及其问题;随后,建设性地提出了习惯人法必须具备的制度要件.最后在结语部分对习惯法制度化的法治价值作了简要阐述.     

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再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方式上发生巨大的变化,其重要的标志是执政党反复强调＂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制度化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梳理国家治理的模式与概念,分析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化的现有条件和基础,提出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思考。     

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基层协商民主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党紧密联系群众的实践载体。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取得一定成绩,这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梳理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形成过程,基层协商民主的生成逻辑、主体范围界定、保障机制是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在路径选择上,应构建基层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平台,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契约精神",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法治化建设。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推进路径——基于"有事好商量"的考察与分析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系统化推进是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实验最为活跃的舞台.政协系统在基层积极推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建设,将政协协商纵向延伸到基层.通过嵌入式发展激活了基层协商民主,从协商制度顶层设计、运行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反馈机制制度化以及质效评估制度化这五个方面有效地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有事好商量"的长效发展还需明确政协定位、处理好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推动协商主体意识、促进公共理性培育.     

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微

社会转型期,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日渐增强,政治参与活动不断增多。但是,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往往诉诸失范、无序甚至违法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的政治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探讨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本路径,以提高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公选”方式制度化的困境与创新

公选是公开选拔的简称,现阶段被广泛运用在我国厅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副职的选拔任用中,成为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主要方式.但在公选自身的建构与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一些困境,急需通过制度创新与探索加以解决,实现公选的制度化和体系化.本文通过对公选制度化过程中困境的分析,试图围绕"制度化以降低公选成本"的主线,建构一个以定期分类资格考试为主体,公务员考试与公选考试同步的相对合理的公选制度体系.     

试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化的合法性基础

多党合作制度化是多党合作制度的规则不断完善、运行日趋规范的过程,也是多党合作制度的合法性不断得到强化的过程。多党合作制度化与多党合作制度化的合法性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二者也存在很大不同。多党合作制度化要获得合法性,需要在价值反思、法律规范、制度绩效、认同机制等方面获得支持,也只有这样,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多党合作制度化才有意义。     

师德建设制度化的动力探析

加强师德建设制度化,是促进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形象素质的一种有效方式。师德建设制度化,是对师德建设规范化和高效化本质要求的有力回应,也是对国家、社会、学校等各层面发展需求的有力配合,值得深思与探索。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作为一种手段性参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形式多样化、过程无序化、趋势扩大化的特点，其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社会利益分化。另外，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行为不规范、熟人社会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及农民自身素质不高也是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消除熟人社会的不利影响，培育新型农民以使农民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道路。     

践行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探索——以河北省肃宁县“四个覆盖”经验为例

河北省肃宁县在践行群众路线方面进行了制度化的探索,实施了对基层民主组织、基层经济合作组织、基层维稳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四个全覆盖"。"四个覆盖"是新形势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为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搭建了制度化平台。"四个覆盖"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避免了群众路线形式化;"四个覆盖"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了群众路线表面化;"四个覆盖"寓群众路线于各项工作之中,避免了群众路线运动化;"四个覆盖"为广大无职党员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避免了践行群众路线主体个别化。     

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构建

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反腐事业的新形式,是网络社会监督权力的新模式,在反腐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的兴起有其内部发展动力,并存在理论及实践上的合理性,深受广大网民及政府的青睐。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偶然性、娱乐性等不足严重制约了网络反腐的发展,给国家、社会、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完善网络反腐,充分发挥其优势迫在眉睫。网络反腐制度化、规范化,即通过确定网络反腐主体、搭建网络反腐平台、明确网络反腐相关法律责任等是将网络反腐效能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农村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及化解对策

20世纪 90年代后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部分农村地区呈现上升扩大态势 ,这对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村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应采取综合性措施 ,引导农民通过制度内渠道进行政治参与     

从制度化到结构化:现代国家转型的新结构政治理论

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认为,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取决于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但转型国家往往会经历一个新旧交替的制度变迁过程,低制度化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那么,在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国家究竟该如何保持政治稳定?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需要突破新制度主义过于泛化的制度和制度化概念,重新找回政治学研究的"结构视角"。本文提出新结构政治理论,认为结构化是制度化的前提,在低制度化条件下,国家需要较强的政治能力,并通过结构化行为和策略,塑造具有均衡性和整合性的关系结构,从而进一步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奠定基础。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不信任建构

秩序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表明,信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制度化不信任是信任的姊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情势。通过规范政治程序、保障公众权利、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增强政治体认感,制度化不信任对现代国家治理发挥着建构性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通过明确制度建设的理念前提、健全制度化不信任的常态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等层面来实现信任质态和治理绩效的提升。     

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稳定的制度作保障,再优越的制度也只能是徒有虚名。可见,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近些年来,虽然我们在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多党合作制度实践的时间比较短,因此,提高其制度化水平的空间比较大,诸多领域还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非制度化运行问题探讨——基于华中宛村的调查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华中地区,农村社区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非制度化现象。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生活逻辑相互交织,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提供了土壤。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引发了村委会及基层政权公信力缺失、村民与干部对立、基层群众自治受到破坏等严重后果。因此,亟需采取措施使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运行回归常态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制度化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探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警民关系可以划分为具有陌生人特征的制度化信任关系与具有熟人特征的人格化信任关系,二者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是相互补充,共同起作用的.不过,在当代的复杂社会中,制度化信任在警民信任关系建设中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通过典型案例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警民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制度化信任危机”.因此,增进我国警民间的信任关系也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吸纳当前公安机关所采取的有益经验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民众对于地方公安机关的组织与法律约束力的信任力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制度化信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