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不绝于耳,赞同者有之,效仿者亦有之。相比较国外学者热炒"中国模式",国内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明晰"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僵化、不教条、不照搬、不固化,永葆"中国模式"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文就"中国模式"的由来、基本内涵、面临的挑战和世界意义作了相关阐述.作为一种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理论上说,"中国模式"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理论学说,从实践上看,"中国模式"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     

如何理解“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

在确认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同时,要辩证理解"成熟定型"问题,多维视角理解"模式"内涵,客观对待外国探讨中国模式的意图。界定中国模式既要廓清其基本内涵又要明确其边界限定,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和体制以及实践纲领和发展战略,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和经验,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看待中国模式要保持理性的态度,"中国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

"北京共识"的提出,表明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改革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认可。"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和超越。作为处于构建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理论上说,它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着的创新成果;从实践上看,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     

“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获得成功的三个根本因素。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近几年,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在谈论中国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与过去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他们把共产党领导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

进入新时期,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治理赤字不断加剧,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和实施的,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与理念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本文将从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面来剖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的诸多贡献。     

再造“后开发区时代”政府主导下的管委会治理模式

"纵向协调型"与"集中管理型"管理模式在开发区的管理创新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后开发区时代的来临,这两种管理体制凸显了主体地位不明确、条块管理效率低下、政府"控制失灵"等问题.应从管委会职能定位、组织管理以及监督控制方面来完善对开发区的政府治理,实现开发区管委会治理模式的再造.     

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关于中国经济奇迹成因的多维解读评述

"中国模式"是始自"中国之谜"的中国奇迹成因的理论追问,"中国道路"是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化意识形态表达。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就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只有把握这一中国道路的历史本身、国际语境、来龙去脉,才能界定中国道路的历史边界和基本内涵,理清众说纷纭的观点中的逻辑想象,回归改革开放的历史本身。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从“四个共识”看“中国模式”的本质与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揭示了"中国模式"的本质——"所谓‘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认清这一本质,必须分析四个共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莫斯科共识"、"中共92共识"(中共十四大达成的关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容的共识),尤其要从"中共92共识"中,把握"中国模式"的七大要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精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其基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其核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是其"绝招",四项基本原则是其根本,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是其关键,"一国两制"是中国模式解决历史纷争的创举。     

“当代中国文化”的视域与内涵

中国学术界和欧美学术界一个共同的走向,乃是文化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相互裹挟,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互涉中不仅拥有了综合性知识体系,而且具有了物质性和广泛的实践性。"当代中国文化"这一概念,必然包含着现代性进程以来的中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生产、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以及上述建设的深刻精神体验、心理感受、价值标准、人生信念和审美习惯,涵盖着当代中国人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日常生活本身。"当代中国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中国生活方式",一种中国式看待世界的眼光,一种中国立场,一种中国趣味。只有浸润在当代中国生活中,才能感受并形成这种中国态度。     

在党的领导下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问题,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展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彰显了党的执政自信和领导自信。     

“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有世界眼光,更要从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盛世之一,汉文帝、汉景帝在不到40年时间里将一个战乱后民生凋敝的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文景之治"留给后世诸多治国理政的深刻启示,对于当前调控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着诸多裨益。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国家治理转型的“三维”匹配

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挑战是推动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动力。政治共享发展、经济新常态与社会公平建设对发展型、政府主导型、效率偏向型国家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构筑制度认同实现共享发展;也能有效推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引领经济新常态;还能有效推动社会公平建设。从而能有效应对国家治理模式转型挑战,成为匹配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路径。匹配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路径在于构建一个以法治化保障、包容性增长和民生型社会政策体系支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     

“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的深度辨析

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虽然各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但在一些基本层面上却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特点,不存在哪一个提法更好的问题。我们尤其不能因为国际上关注或讨论中国模式的人士中,有的别有用心,就拒绝接受中国模式的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发展进程中不断受到世界的关注、评论和研究是正常的,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观察、借鉴和吸收。     

改革开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需要讲清楚的“第四个选择”

同"三个选择"一样,改革开放也是近代以来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理应成为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一个基本线索。这有助于帮助大学生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上认识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厘清对于改革与革命等基本问题的认识。     

对“信任之谜”和“中国之谜”解释的再解释

在中国,所谓的"信任之谜"问题实质上是不存在的,它实质上是一种由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特点所导致的人们在信任问题研究上的一种扭曲反映。一方面,中国的整体信任水平不容乐观;但另一方面,在熟人之间和圈子内部,可能信任度有一种提高的趋势。关于"中国之谜",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只不过有些作用程度较大,有些作用程度较小。在这些众多因素中,关键和基础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基础;二是人力资本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我国,人力资本支撑主要表现在两支队伍上:一支队伍是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另一支队伍是一般劳动者大军。高考制度的恢复,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庞大的专业技术人才后备军。人才队伍的壮大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若没有这些高素质人才作支撑,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至少是不能持久的,也就不可能有三十多年的高增长。另外,农村改革也释放出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既给城市带来了活力,也给企业带来了利润。专业技术人员主攻创新,而一般劳动者则从事具体加工和生产,再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共同构成了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增长的基本动力。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人力资本优势很可能丧失。     

中国地方现代化的中道建构主义——基于“苏州探索”的分析

区别于西方演进性现代化,以"苏州探索"为代表的中国地方现代化总体上是一种中道建构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即通过理性设计与制度安排,以温和、兼容、务实和协调的方式,达成区域现代化的整体变迁与均衡发展。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该模式尊重特定的政治社会生态,依托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构建追赶型现代化战略、复杂叠加的治理结构转型,较为合理地解决了"秩序—效率"、"中心—外围"以及"做成—生成"等问题。从运筹学的视野讲,这一模式通过目标设置、权威驱动、资源整合、策略选择以及实施路径等环节的运营,较好地调谐了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效率与公平张力等"现代性病灶",对于后现代性的部分问题也有所触碰。因此,就发生逻辑与运行机理上看,"苏州探索"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政治与效率经济兼容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强大的发展性、容纳度与整合力,体现了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苏州特点的内在统一,具有宝贵的实践开拓价值和理论反思意义。然而,从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治理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权力理性化和文化世俗化的诸层面看,该模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地探索和突破。     

“浙江人经济”取代“浙江经济”发展战略探析

浙江经济在新的发展时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面临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等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此,浙江政、学两界有识之士在近年提出,要用"浙江人经济"取代"浙江经济",变"小浙江"为"大浙江"。这是浙江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一种崭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性决策,它对于浙江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浙江经济现象、浙江模式的保持、完善和发展。浙江企业"走出去",用"浙江人经济"取代"浙江经济"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良好的经济、社会方面的条件。     

独树一帜的“中国模式”——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