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走向对话与论战

自新中国成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便开始萌发,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实践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陷入低潮,究其原因,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先天优势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体系外,还缺乏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交往———对话与论战。当前,中国的崛起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参与对话与论战提供了客观动力。     

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的批判,即“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一次论战。这次论战的规模并不大,时间并不算长,但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问题和主义”论战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党员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所倡导的实用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命救国还是改良救国。对于这场"问题和主义"的论战,学术界大多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成果颇丰,本文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研究这场论战,阐述论战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及意义,分析此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的影响以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     

独领风骚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为我们架起了一个同西方对话的桥梁，在国外，这个词语已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成为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解读。我们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就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逻辑解释自己的事情，从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应用“中国模式”与别国对话，同时始终要把“中国模式”的阐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香港回归的珍贵启示

七月一日，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这梦幻成真的时刻，我们抚今追昔，冷静思考，感慨良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香港一“失”一“归”，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启示。——必须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当代中国，就是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这是因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历史事实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香港能够顺利回…     

马克思主义大论战与湘学的新民主主义转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战胜其他社会思潮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到其主导地位之确立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次大论战。湘学人物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三次大论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中国社会以及湘学的新民主主义转型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     

“烟草院士”引发的控烟论战

围绕“烟草院士”和中国烟草业“降焦减害”政策，一场“大论战”一触即发。而这场论战双方的主角，不仅在学术界，很可能是两个国家级政府部门——卫生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     

试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史学界有些同志发表文章,对“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提出质疑,主张代之以“三大形态”、“四大形态”,或以所谓“复线论”、“多元论”取代社会发展的“单线论”。这些论点实际上大多是三十和五十年代论战中被否定的旧观点。现在既然又提出来了,就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因为这关系到历史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的问题。本文拟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若干思考

当前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术形态与政治话语之争导致的“衔接困境”阻碍了双方建设性的理论对话.本文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变革人手,探讨如何构建以“融合视域”为理论内核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以期勾勒出清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图景并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资源.     

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不少先进分子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国而寻找济世良药,敞开怀抱拥抱各种外来思想,致使中国思想界一时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无政府主义组织及其宣传媒介正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被引入并快速遍及中国。以陈独秀、李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激烈论战,对无政府主义无国家、无法律、绝对自由、按需分配等空想和荒谬思想予以有力驳斥。通过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坚定了信仰,壮大了队伍;而无政府主义在论战中暴露了其乌托邦、极端等特性,逐渐走向解体。深入研究这场论战,对于我们加深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两代领导人的治党治国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在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略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贡献了新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是如何阐述“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问题的？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对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我们都坚决反对。开展对话，进行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尽早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     

党执政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去年“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笔者为此冥思苦想，试图解析“党执政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这一新论断。一、党执政时间越长，越要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出现过偏差和失误。我党曾固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过份强调阶级斗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     

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生命力是与其“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分不开的.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凸显其实践性;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与交融凸显其民族性;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借鉴凸显其时代性.把握马克思主义“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0年来，我们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十年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中苏两党大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启动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这一历史进程。研究和探讨这场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基于文化史的考察

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引起了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达成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随后,正确回答了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一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又在客观上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最后,在回答中国文化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社联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一个学术史的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传播主体,但以往的学者对其关注与讨论得较少。对社联学术史概况进行简要介绍,论述我国学者在社联的概况与组织运作、社联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联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社联与中国社会问题论战、社联与哲学大众化运动这些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与论断,肯定前人对社联及其人物的看法,进而说明了研究缺陷与不足之处,揭示未来可以继续探讨的前沿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剖析——基于内在结构与矛盾维度

学术界主要从“相结合”、理论创新等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科学哲学家伊莫尔．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构剖析具有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存在马克思主义总的指导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实践的具体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性坚持和“辅助假说”超越的统一。     

加强经典原著课教学彰显党校特色和优势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近年来党内学习兴趣淡薄．干部理论素养下滑．整个社会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被“口号化”、“标签化”和“边缘化”的现象。社会上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要“超越马克思主义”、要“去马克思主义化”。上述现象提醒我们：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背景下．在形形色色的怀疑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情况下，“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也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好，都有可能发生偏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阵地。党培养和教育干部主渠道的党校就更有必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而学习的基本途径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原原本本研读原著，在研读原著中把握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