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检察监督权研究

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中，检察权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其担负着保障宪法、法律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和权力平衡功能。笔者认为，检察权主要包括公诉权、审判监督权和行政检察监督权等内容。行政检察监督权，是指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活动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力。     

警察权扩张的理性分析

按照通说,现代警察权获得的理论基础是来自法律的授权与控权,同样警察权力扩张的基础也是来自法律的授权与控权。我国各级政府近期将公安局长提升为政府副职是警察权力扩张的一种表现。文章就围绕我国警察权力是否得到法律的足够授权与控权来分析公安局长担任政府副职的正当性。     

现代行政程序制度对行政控权的意义

行政权力腐败就是行政权力异化为一种与其所有主体相对立的力量.为了防止行政权力腐败,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控制.本文阐述了现代行政程序控权的法律意义,并从控权角度对行政程序基本制度进行了设计."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作者相信,现代行政程序制度的建立将有效地防止行政权力腐败的发生.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

现代行政程序与传统行政程序区别的要义在于 :前者把切入点放置在控制行政权力上 ,达到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目的。并在具体制度的层面中 ,突出了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程序的客体 ,而是行政程序一方积极的参与者 ;后者则被视同于行政主体的办事手续和工作程序 ,并由此形成了以行政主体为绝对本位的程序机制。人类社会设计现代行政程序制度来控制行政权力是在反思了“实体控权”模式与“诉讼控权”模式后 ,认为“实体控权”实际上就是细化行政权力 ,即直接缩小行政自由裁量权 ,而过份地缩小行政自由裁量权乃是现代社会所不允许的 ;“诉讼控权…     

从授权到控权: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

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旨在授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但这并不适于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行政权力过于庞大并日渐扩张的态势必然要求经济法予以有效回应,控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法的主旨。不论从法的一般属性,还是从经济法的独有特征来看,控权都能够与之兼容。我国经济法的现有制度虽有对控权功能的文本表达,但仍然不够,与法治经济实现的要求亦相去甚远。虽然行政法也以控权为己任,但其与经济法在控权对象和违法性审查标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可以形成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     

论程序控权与科学决策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通过程序性的制约约束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程序控权理论早在18世纪的西方就已形成,并随着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不断渗透,逐步上升为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的主要手段。程序控权包括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两种形式,其中通过健全有效的行政决策程序,促进政府科学决策,从而确保行政权力行使的健康导向,是程序控权积极功能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程序控权理论的阐释,揭示了行政决策程序在程序控权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并试结合中国行政管理的相关现状研究,探索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的有效措施。     

行政强制立法应坚持平衡理念与兼顾原则

行政强制权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权力,行政强制法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与行政管理中,行政强制具有不可取代和省却的重要功用,需要通过立法将行政强制权授予行政机关;同时,行政强制行为具有很大的伤害性,必须预设有效机制来控制其伤害风险,而行政强制法起着控制阀的作用.可见,行政强制法具有授予并控制行政强制权的双重功能且特别强调控权功能,我国行政强制立法应坚持平衡理念与兼顾原则,实现维护公民权益与维护公共利益、尊重个人自由与维持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与保障行政权力的辩证统一.     

试论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及原则的确立与运用

建立一套旨在保证行政程序控权功能充分发挥的制度机制,使行政权力的行使真正置于程序制度的约束之下是加强行政程序控权的现实途径。通过研究我国和世界各国现行行政程序法律文件中规定的各种制度,笔者认为现阶段首先应当确立及运用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因为它对于推进我国从权力来源上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扩张和行政越权,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有意义。     

当代中国行政控权理论的理性选择

西方传统控权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从红灯理论到绿灯理论反映了西方在对待行政权力态度上的变化,但对于控制政府权力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化。当代,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对公民权利侵犯的潜在威胁也随之增大。目前,中国行政权力的滥用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稳定。因此,借鉴西方控权理论的合理内容,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的行政控权途径十分重要。本文认为,程序控制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软法与行政自制的控权机制探讨

以硬法与外部控制为代表的硬性控权管理机制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和外部主体对行政权进行强制性控制;而以软法与行政自制为代表的软性控权管理机制则强调行政伦理和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对行政权进行更具柔性和灵活性的控制。尽管软法与行政自制能够有效弥补硬法与外部控制的不足,但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控权效果。     

略论行政控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形成权力腐败;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人治的典型体现,与法治水火不容。为了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尽量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权是行政法实施的基础。     

现代行政法与和谐社会

行政法的核心是调整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行政法的目的即在于使二者形成一种协调、互动的关系。和谐社会是行政法治的社会,而行政法治是通过"控权"得以实施和实现的。"多元控权法"是现代社会变迁引起的行政法理论的产物,它契合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对"多元控权法"的行政法理论还应当进行具体制度的构建,以最终实现行政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理念与理论基础

生动的立法实践及法典化的发展态势业已表明，行政法法典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时代行政法的法典化要以行政实践需求为导向，基本旨趣应在于完善和发展行政法制度及理论体系，并立足于行政实践为行政充分授权，以促进行政权高效运行，促使行政对社会关切问题及时作出回应，进而深化改革，优化管理和服务，充分调动行政活力、社会活力、市场活力。但传统以规范主义和控权论为基础所建构的行政法理论体系，陷入了将行政法及行政程序等同于控权工具的理论认识误区。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及其法典化的理念和理论基础，应超越行政权“恶性”“侵益性”的预设，由规范主义“控权”转向功能主义“授权”,“授权论”应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认知模式。     

论行政程序法的平衡功能

本文从对"控权"机制的再理解出发,指出控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论述了控权机制的平衡含义.并从公正和效率等多方面多角度论述了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的弹性平衡功能.     

论我国卫生行政执法主体的职权与职责

按照我国行政法学原理,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与法律授权组织.相比法律授权组织,行政机关掌握较多的行政资源,更便于开展行政管理工作,是我国主要的行政主体.就行政机关而言,权力有利于开展行政管理工作,责任确保职责的履行,二者不仅均不可少,而且相互对应,即有多大权力就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权力与责任应该对等.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     

控权——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

控权——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郭润生宋功德控权——平衡理论是在批判吸收“管理论”之合理因子与“控权论”之合理内核基础上，对“平衡论”的一种完善，同时亦赋予“平衡论”以新质。控权——平衡论揭示了现代行政法之历史使命，并为其实现提供了较为科学的...     

论行政听证程序的控权价值

法律的主要价值在于规范和控制权利或权力的行使。行政法在控制行政权力方面亦有所长,尤其行政听证程序作为行政程序法体系中的核心制度,代表着一国行政法治化的程度。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规定了正式行政听证程序制度,但尚存在众多难题。本文立足于法律程序的一般法律价值,从控制行政权的角度分析行政听证程序在控制自由裁量权上所体现的优势,最后总结出行政听证制度控权的实质,即以行政相对人程序抗辩权对抗行政主体权力,达到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控权目的。     

浅析行政控权理论的现代蜕变

行政法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现代,都强调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传统行政控权理论形成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顺应时代的发展。然而,传统力量和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使传统行政控权在保持其固有的理论根基的同时,实现着蜕变,这种蜕变是适应现时代的,在保持传统之基本立场和框架的情况下,对其内涵的实质内容作面向现实的变更。"控权"在近代和现代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近代,是单一的行政控权,而现代所强调的是一种综合的行政控权。     

行政程序:对传统控权机制的超越

行政程序作为现代法治的控权机制,是对传统法治控权机制的超越它可避免传统实体控权机制的僵硬、死板,既不过于束缚政府行为的手脚,又可防止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恣意、滥权;有利于充分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国家管理、参与行政行为的积极性,避免传统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局限性;有利于改进政府内部运作机制,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事前、事中纠错,尽量避免给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

授权是港澳基本法规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授权广泛存在于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中:只要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其他机构行使,都是授权,如君权神授与人民主权理论、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授权、宗主国对殖民地总督的授权、授权立法、行政授权与其他有关某种具体权力的授权,等等。授权的核心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我国对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是指中央对港澳地区管治权行使的转移。高度自治必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限,中央有权对高度自治进行监督。港澳基本法存在着两种授权形式,一种是通过基本法进行授权,一种是由基本法以外的形式进行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