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高额回报”陷阱——两起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警示录

案例一被告人王某,1962年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王某在2009年4月至2011年8月期间为经营收购粮食、种植兰花、工程建设等业务,采取出具借条,定期支付利息的手段,向社会不特定的人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671.8万余元未归还,给存款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中,被告人王某在2010年以月利率30%向汪某借款56万元未归还。庐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0月11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     

“高额回报”：引出亿元非法集资大案

在广西南宁市，一桩非法集资大案引发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广西通五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累计集资金额高达上亿元人民币。2002年12月24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该公司董事长覃家云及其手下5名“得力干将”进行了庄严宣判     

非法集资类案件实证研究——以江苏省S市数据为基础

近年来集资类案件逐渐频发,涉案数额大、参与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本文剖析了非法集资行为的逻辑结构并辨析相关刑法罪名,通过对S市集资类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案件频发的原因在于投资渠道狭窄、企业融资困难、社会存在暴富冲动、群众难以识别集资行为、缺乏监管预防机制等,并提出了区分融资形式妥善疏通分流,整合监管权能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综合治理探索风险监测,建立考评制度强化责任追究,突出宣教机制增强风险意识,强化服务职能审慎刑事打击等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发现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对孙大午案件的一个点评

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对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框架提出严重质疑,律师、学者与媒体均指称其为窒息民营企业发展的"保守"与"僵化"的象征.其实质是"非法集资"概念所蕴蓄的市场主体的融资冲动与金融监管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民间集资法律规制的历史回顾表明,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的确未能给市场融资主体足够的空间.但是,民间融资困境的制度根源,在于其信用基础的薄弱所带来的风险无法为市场所承受.正是在后一点上,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与民营企业自身制度改进的路径统一起来.缘此,重新认识孙大午案件的意义殊有必要.     

法律视野下的浙江省民间金融

浙江省东阳市的吴英涉嫌非法集资一事案发后,引来社会各界的诸多关注,政府相关部门更是表示要加大打击地下金融的力度,并通过媒体提醒人们警惕各类声称回报率高的"融资""集资"活动。本文将从浙江省民间金融①的现状,当前法律规定的缺陷以及应然状态,民间金融的法律经济分析这三个方面来考量如何架构一个比较合理的民间金融制度。     

浅谈非法集资的危害和防范措施

近年来,非法集资活动愈演愈烈,形式和手段层不不穷,蒙蔽人民大众,严重损害了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危及国家的金融运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声誉和利益。为了保护人们群众的利益,维护国家金融经济的正常运行,确保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需提高对非法集资的认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完善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并加大非法集资的力度,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本文重点阐述非法集资的危害性,并就此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希望对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实践活动有所裨益。     

设立非法集资罪的研究与构想

本文通过分析非法集资相关罪名及现实存在的问题,认为欲建立合法有效的融资市场,必先设立严谨的法律法规加以引导监管,调整非法集资的认定路径,寻找合适的法律进行规制,才能拓宽合法的融资渠道,才能准确界定合法与非法融资之间的关系,并准确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活动,支持民营企业的合法融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评析

非法集资行为近年来呈高发态势,如何通过法律区分规制不同的非法集资行为,稳定社会金融秩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非法集资的概念和司法认定入手,对当前办理非法集资案件中关于公众的认定、集资目的的考量进行探讨。     

浙江丽水银泰房地产集团非法集资罪个案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银泰集团非法集资案是当前典型的一起重大的涉众经济犯罪案件，反映了我国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丽水市政法机关在处理银泰案件的过程中，构建了“四层网架结构的非法集资类案件侦查模式”，不仅成功地处置了该案，而且化解了该案引起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对各地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以及处置非法集资引起的社会问题均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非法集资的法律规制失衡与治理对策

我国在民商事、行政类和刑事法律规范中均对有关非法集资的内容作出了规定.但相关法律规范却存在规定相对分散,规定过于笼统、并未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对于民间借贷的地位未予以明确规定,存在重刑事处罚轻民商事和行政制裁的倾向,在集资诈骗罪中不适宜地保留有死刑的规定,缺乏对非法集资被害人相应的民事救济机制等缺陷.针对上述问题,在对我国有关规制非法集资的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建立合理的民间借贷体系,有效疏导民间借贷秩序,另一方面要在法律层面统一非法集资的法律规范,形成层次分明的处罚结构,建立并完善相应的被害人民事救济机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及立法失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本质上看属于非法集资行为,但是,由于立法的偏颇,导 致对本罪与集资诈骗罪联系起来分析时,产生了刑法对明确以“非法集资”作为目的行为的 犯罪进行打击时,打击的是诈骗行为而不是非法集资行为,而未见“非法集资”只言片语的 条文却执行着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职能。因此,立法语言要尽量明确、清楚,避免歧义。     

舍子钓财主圈套

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时常会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最危险的常常是最熟悉的！本文主人公,一个风华正茂、事业如日中天的年轻硕士,在和恩人“妹妹”失散三年后意外重逢,殊不知,他却被人“牵着鼻子”一步步逼入一个致命圈套……     

集资诈骗案件刑事管制的逻辑与现实——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的法律分析

现有的集资诈骗案的刑事管制逻辑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追根溯源,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根基于现有刑法对于非法集资规制的逻辑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非法集资相关法律保护对象的异化结果。     

以投资项目为名向公众集资的行为如何定性

<正>案情简介2017年10月,覃某与钱某等人商量开设投资公司,由覃某出资并负责公司前期经营管理。之后,覃某用钱某身份证注册了A公司,钱某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二人未到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办理经营投资理财业务的行政审批手续。2017年11月,A公司正式营业,以投资多个项目为名公开向公众募集资金,     

浅议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非法集资问题

非法集资在互联网金融兴起的背景下呈现进一步多发的态势,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监管机关和司法机构对非法集资的管制和处罚也进一步加强,这固然是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但是过于严苛的管制和认定也与互联网金融大背景下整体放松管制的趋势相矛盾,有可能伤及无辜并遏制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活力。为此,通过总结互联网金融领域非法集资的犯罪特征,深入解读最新的司法解释,将有助于完善非法集资的防控体系。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戎装下的“掘金梦”

六年前，年近七旬的老汉王萝怀背井离乡只身一人从河北魏县来到河南安阳。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电视上看到有一则冒充军官行骗敛财的新闻，于是顿生“灵感”，从此仰仗一身“戎装”开始了悲欢离奇的晚年“掘金梦”。     

刘晓人是怎样炼成的

从一个囊中羞涩的小商贩到大名鼎鼎的天使投资人,刘晓人究竟是如何完成这种角色转换的？非法集资数亿元的刘晓人今天面临牢狱之灾纯属咎由自取,但这其间还有哪些人应该对此负责？     

求救后的对簿公堂

2009年3月21日，对于家住河南省方城县城郊的张平来说是一个噩梦般的日子。这一天，她遭受了平生最大的屈辱。     

“饮鸩止渴”让他走向深渊

跨省逃亡朱世界终于踏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这一路上他都是神经紧绷、小心谨慎,基本不跟别人说话,这一点与他原本“自来熟”的性格很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