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规则是法律的精要,制度是法治的根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整套以宪法制度为核心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全面加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论法治的形成与发展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寻求一种最佳的治国之道。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统治者推行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人治与德治的结合,有关法治的理论的提出可说是凤毛麟角。法治理论不光是很少有人提出,甚至很少有人关注,特别为统治者所禁止。因为历朝君王都推行人治,强调君主的个人权威性和至上性,他们不允许人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时也不想自己被法律所规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统治者为了寻求一种长效的治国机制,在历经人治——德治后,统治者最终选择了法治,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展现的战略定力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方针以后,法制(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运用法治进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越来越自信.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建设就成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问题.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不仅是对西方法治外交的应对,更根本的是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问题,《决定》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性思考,显现出是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战略定力.     

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     

从依法治国的视角浅析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兼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国家审计中的实践

法治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驾驭和完善自我的内在需要,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依法治国是建立在法治理念基础上的一种治国思想体系、治国原则体系和治国制度体系的总成,也是我国在长期治国实践中的正确选择。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出发,国家审计应当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提高审计监督的质量和效能,推动民主法治建设,保护人民和国家利益,切实履行《宪法》规定的法定职责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浅谈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经被认定为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法律信仰对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法律信仰状况令人担忧,培养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需要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治国理念与模式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按照什么规则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以保障体系的运转？四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予以了充分的回应，即用法治的理念、思维和方式来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自此，由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法治国家，演变为包括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内的法治中国，演变为由党内法规、国家立法和社会自治规则支撑的治国规则体系，无论是主体、内容和方式，还是制度化方面来看，都是治国理念和模式的再次飞跃。     

时评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月23日,中央政治局的第四次集体学习,再次释放法治中国的强烈信号。——十八大强调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以取代过去的领导思维、管理思维和行政思维。十八大以来,明确"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号召"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短短几个月内,法律的作用不断被强化,"法治"的理念反复被重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 ,古今中外 ,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 ,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 ,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 ,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保障 ,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 ;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 ,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 ,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 ,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 ,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 ,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制宣言——解读十八大报告的法治精神

党的十八大报告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一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蓝图，奏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黄钟大吕。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的论述，有不少新表述、新论断和新要求，诸如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习家”．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礼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毙力”等等。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法律至上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是围绕法律而展开的多元主体公共参与的、以自由秩序为目的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中,虽不排除治理主体对法律之外的其他多元社会规范以及经由这些规范调整形成的多元社会秩序之依赖,但多元社会规范,是存在于法律调整射程内的;多元社会秩序,是统揽在法治秩序中的。因此,强调并坚持国家治理及其创新,就必须坚持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和宗旨。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建国初期国家管理和治理政策司法化探析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复杂形势和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以后,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创造性通过"运动治国""社论治国"的方式,用指示、规定和命令等政策、媒体和法治的方法,管理和治理国家,形成独特的管理国家的规律,为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加强法制宣传和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强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70年关系的发展历程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重要制度依托。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任务和制度环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理解认知,并体现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实践定位及相互关系之中。大体而言,由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主线,巩固政权的需要推动党的政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的工具;由改革开放到依法治国,经济建设是中心,制度供给的需求促成国家法律成为重要治理方式;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规范转化和逻辑交融成为国家治理的时代主题。从"政策本身就是法"到"党的政策指导国家法律制定运行",反映出人们对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关系的科学认识和解读;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现了党对国家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方略。与此同时,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关系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与实践逻辑相吻合的理论演进过程。     

法治是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惟一通途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被媒体称为“第五个现代化”.而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内涵和根本基石.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征途中,时隔不到一年,四中全会就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就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一个国家在治理体系上完不完善,首先就得看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如果没有好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国家治理就很难有基本的行动准则,进退便会失据.比如,中央领导屡次批评尸位素餐,甚至强调“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但假如没有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的出台,厘清政府哪些是“法定责任必须为”,就仍然会出现推诿责任、互相扯皮的“踢皮球”现象.且这种“隐性腐败”,也难以受到真正的惩罚.如此,“不作为”就仍有市场.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基础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权威、法治权威与中国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权威类型是一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其中传统、个人和法律都在对政治过程产生权威影响。这一过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权威统治状态,它是一种正当的形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类型所依赖的统治要素,在结构上将会发生变化,法律将取代传统和个人而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法治型权威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走向。如何才能从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转向法治型权威呢？出路在于实现法治优先之治国方略,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迈向法理型统治权威。     

全面推进法治天津建设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全面部署,把依法治国提到了更高层次,突出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把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大力推进法治天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