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警察权权能结构整合及运行优化

我国的警察权主要包括公安行政管理和刑事侦查两大部分。这种权能结构基本上符合警察权的运行规律,对发挥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职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警察权的权能结构及运行方面,都还存在一些缺陷,影响了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警察权滥用现象屡屡发生。警察权权能的整合及运行的优化,既是警察权不断规范的过程, 也是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效率、实现社会正义和保障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过程。     

警察权能的本体解析

警察权能是警察机关在履行职务时所实际生成的法律能力,也就是理论警察权的实现当量。决定警察权能的有法律授权、警察素质、警务装备和运行机制四大要素。作为一种系统生成能力,警察权能诸因素中的任何一项的品质,都会对整个警察权能的强弱优劣产生显著影响。要高度警惕警察权的异化,努力促使警察权能各个要素之间的匹配耦合与整体联动,确保其不可逆转地转换成优质强劲的警察权能,从而彰显巨大的法治力量。     

论我国治安警察权的扩张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秩序的良好维护对治安警察权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种要求，就必然引发警察权的适当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实施较为清晰的反应了此种扩张趋势以及所扩张的具体的治安警察权的内容。     

刑事警察权的扩张与限制

出于打击犯罪、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应当在某些领域对警察给予必要的授权,以保证其有足够的强制力以高效地打击犯罪;同时基于对警察权滥用的警惕,应当限制和约束警察权,由此以达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权的扩张与限制针对不同情况作出具体规定,避免扩张和限制的两极化趋势,对于刑事警察权既有授权的规定,同时又针对当前警察权滥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规定了许多限制刑事警察权的条款。     

程序正义价值探析

本文从以实体公正为本位、忽视程序的相对独立价值,而使实体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入手,进而分析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由社会实质正义的价值指引,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前提,缺乏程序正义要件实现的实体正义是畸形的正义,与法治精神和社会实质正义要求相悖;程序正义又以实体正义为归依,正因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才更显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应同是我国法治实践所追求的目标。     

公共价值与正义浅析

价值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价值主体（人）是价值的核心和归宿,价值的生成过程是价值主体、价值客体、社会交互作用的过程。公共价值一方面意指＂公共性＂,即公有性、共创性、共享性、共同性等属性,指向公共事物、公共行为、公共生活领域;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公共价值的＂公共性＂是基于主体内在尺度的共同性,指向公正与公平。正义是公共价值的实质和核心,人本身是其终极归旨,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在公共价值的生成和实现中追求正义。     

应得正义与自我实现——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双重意蕴

应得正义和自我实现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双重意蕴。就前者来说,马克思借助于洛克、亚当·斯密的“自我所有”概念和劳动应得正义原则,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应得正义仅仅停留于形式,其实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后者来说,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卢梭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自我丧失。凭借自由劳动来扬弃强制劳动,通过人的全面而丰富的“存在的感受”实现人性的复归,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这样一来,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双重意蕴就具有三重内涵,即劳动应得正义、自由劳动和“存在的感受”。劳动应得正义实现于自由劳动之中,自由劳动和“存在的感受”共同构成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三重内涵最终实现于“个人所有制”之中。     

论公共政策程序正义的伦理价值

公共政策程序正义是一种拟制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但是公共政策程序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且,公共政策程序还具有内在的正义,它与公民的自尊的实现有着内在一致性,它对后现代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建构作用。     

经济法的正义价值与和谐经济

经济法的正义价值与和谐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经济法正义价值是构建和谐经济的前提,和谐经济是经济法正义价值追求的目标。经济法的正义价值往往通过产业公平化、市场竞争规制化,以及政府干预等途径来实现。在用正义价值构建和谐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处理好平衡差别待遇、资源共享等问题。     

浅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意蕴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在对近代资本主义非人道和剥削的批判基础上建构的包括价值正义、制度正义、实践正义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四位一体”的科学体系。     

论警察权产生与形成的基础

在社会的政治权力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最高的位置;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工,自从国家产生就已经存在。从国家权力的运行结构来看,除了有纵向的权力分工外,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存在着横向的各种权力及职权的划分。警察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和分设形态,它伴随着国家警察职能的确立、警察机构的设置以及警察法制的建立而形成。国家权力结构与分工的理论,是警察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我国宪法确认的人民权力及其理论,是我国警察权形成的事实基础和重要理论基础;国家机构设置和警察组织形式的构建,以及警察法体系的形成,是警察权形成的法治基础。     

警察权的支解与让渡

文章对警察权的理性支解和必要让渡进行了论述,提出要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为目的,以市场经济要求为导向,对警察权的权限范围进行规范。     

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

正义是我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的现实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在当前这个价值多元、社会嬗变加剧的时代,正义的价值及其实现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能力进路正义理论视域下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和实践路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正义的实践形态。以纳斯鲍姆的能力进路正义理论为参照,对共同富裕的正义意蕴进行分析和探讨,有助于从能力进路视角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能力进路正义理论强调对公民核心能力自由发挥的保护,并且指出实现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是社会正义的最低限度,这些内容为理解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和正义限度提供了启发性指导,“能力平等”“有尊严的美好生活”“共享发展”等彰显了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和价值意蕴。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途径,在共同富裕的推进中彰显社会主义正义的优越性;以可行能力为基础,在推进生产正义中实现共同富裕;关注“能力差异”,在推进分配正义中实现共同富裕。     

刑事警察权的扩张与限制

出于打击犯罪、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应当在某些领域对警察给予必要的授权,以保证其有足够的强制力;同时,基于对警察权滥用的警惕,应当限制和约束警察权,以达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权的扩张与限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了具体规定,避免了扩张和限制的两极化趋势,对于刑事警察权既有授权的规定,同时又针对当前警察权滥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规定了许多限制刑事警察权的条款。     

论正义理论的历史嬗变与罗尔斯正义论的当代意义

正义是人类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追求。西方正义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古代正义论是一种伦理学,属于应然的、观念的和道德的范畴。近代正义论以自由、平等、权利为其主旨与内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道义论的公正范畴,二是功利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学理、政治、道德及社会背景。《正义论》实现了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向规范理论的回归,发扬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强调正义对于功利的优先,实现了从功利主义向"社会契约论"的回归。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当今中国具有现实意义,其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正义观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警察权与公民权动态平衡：警察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警察法学研究中,警察权和公民权是一对范畴,两者之间往往处于“难舍难分”的矛盾之中。为了有效解决警察法学研究中的“二元悖论”,我们必须改变以往仅仅关注警察权或公民权的单一主体方法论视角,将警察权与公民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警察权与公民权双重保障的思维范式,从而达致警察权与公民权动态平衡。因此,权力与权利的动态平衡理论和方法论,为警察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突破口,成为警察法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兼析哈马斯的正义论及其价值

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我国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边界研究

我国警察的职务负担日益加重,警察权存在许多亟待改善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权与公民权存在混淆。这种混淆主要有公民权利公化和警察权力私化两种表现,导致了诸如治安法规空置、警察服务职权过分扩张等危害。警察权与公民权混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警察权的配置存在问题,主要由于警察权配置的价值取向偏重社会秩序管理,以及国家配置警察权时过分强调警察的服务职能。为了明确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边界,要以警察权配置的视角从多个渠道解决问题。用法律手段区分,加强立法科学性;从思想观念上区分,明确警察角色定位;通过主体区分,使警察权真正由警察履行,公民权切实为群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