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对百年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贡献探赜

在百年统一战线发展历史中,中共“三大”是一次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关键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及其实践探索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在中共“三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拒绝与任何党派建立联系到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重大转变。在中共“三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及在此期间保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方针,促成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结合有关史料和研究文献,从统一战线视角厘清中共“三大”前后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总结期间的前因后果,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共“三大”对百年统一战线发展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党内合作形式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为打倒列强和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采取了联合的策略.建立起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国共统一战线,“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孙中山妥协的产物,但是妥协并不代表分歧的结束,各方的分歧依然存在.在“党内合作”形式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引起了国共之间的争端,使国共合作矛盾重重.关于合作问题的国共两党内部的争论,也暗含着这一合作形式必然破裂的隐患.     

“民主的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写在中共“二大”召开80周年前夕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第一次提出“联合战线”,这是我党80余年统一战线史的肇始和发端。由“一大”时确定推翻资产阶级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的一次重大转变,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中共“三大”正式确立以“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二火”起到了奠基和承前启后的作用。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现实和理论上的原因,共产国际、俄共(布)领导人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构想,但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最初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才以决议形式最终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是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虽然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也给后来的实践造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十六大以来党内监督的主要特点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切实强化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明确了监督的重点对象和监督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特别是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打开了民主执政、接受全党监督的大门,这是党内监督的历史性突破,是中共执政能力的新提升。     

中共“三大”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的历史贡献

中共"三大"在讨论改组国民党和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以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为代表,另一种意见是以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为代表.笔者认为,党内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在党的会议上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这也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中共"三大"讨论重大问题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吸收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意见的合理成分,克服其片面性,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中共"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集中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其意义影响深远.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张闻天对党的建设的重要贡献

1936年到1938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关键时期之一,党内在政治路线调整、思想理论武装、组织建设等方面面临着严峻考验。张闻天针对党内出现的不同的错误倾向,在思想倾向、工作侧重点调整等方面前瞻性地提出各种对策,充分发挥自身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力,将理论思考及时转化为党务工作的实践,为中共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保证自身政治上、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先进性、纯洁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     

建国初期中共党内监督制度的建设实践及启示

建国初期，是中共历史上和共和国历史上党风政风及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党内干部监督制度建设在发动群众开展党内监督、倡导制度建党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年会制、构建党内监督架构、运用重典治腐、实施舆论监督等方面，创造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同时为谨防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律，增强群众对党的归趋感、发挥制度效能、健全监督网络方面，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党内合作”方式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应该说是国共双方的明智选择。但是,从“党内合作”方式本身来看,这种合作方式是不稳国的;从国共双方接受“党内合作”方式的动机来看,双方都带有很强的策略考虑;从“党内合作”的动作方式来看,国共双方对“党内合作”始终持抵制和反对态度,不能求同存异。     

三份来自荷兰皇家社会科学院的复制品

李大钊纪念馆西展厅展出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部分,玻璃橱窗内展放有三份外文文件复制品.这三份复制品,来自荷兰皇家社会科学院,是马林档案中马林在中国工作时期所作笔记的复制件.其内容为:一,1923年2月7日之后,在李大钊住所讨论罢工问题;二,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关系讨论中有关李大钊的发言记述;三,中共"三大"选举产生的李大钊等中央委员给孙中山的信.     

党内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遵义-扎西会议探析

协商民主是一种通过沟通协商进行集体决策或思想和行动协调、协同整合的民主活动范式,而党内协商民主则是这种活动范式在政党内部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发展。以扎西会议及其前后与之关联的一系列中共重要会议及活动观之,中共党内协商民主呈现出从欠缺到发展的明显过程,协商民主的重大作用和显著特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和彰显。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在时间、内容上的关联尤为紧密,作用尤其重大,本文中有时将两个会议合称为"遵义-扎西会议"。遵义-扎西会议与党内协商民主有极为密切之关涉。从"遵义-扎西会议群"之前,党内协商民主欠缺、薄弱;临近遵义-扎西会议,协商民主急迫出场;遵义-扎西会议是党内协商民主的一次重大实践等三个方面分析,可阐明遵义-扎西会议形成和召开期间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和斗争实践逻辑。由此可知,这一历程挽救了党和革命,是党内协商民主成功实践的光辉典范,在政党民主和协商民主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调研及其政治话语的兴起：1930—1942——以毛泽东的调研文本与实践为中心

作为一种普遍性人类实践活动的调研古已有之。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至少有三类调研实践值得注意,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根据地或解放区的调研实践,奠定了中国调研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基础和方向,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由毛泽东提出的个人论断,在经历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成为中共党内一种重要的政治话语。这一政治话语在全党的正式兴起得益于中共在调研的制度化与组织化、调研制度的实践化以及调研话语的个体内化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机制。由此,调研的政治话语成为中共党内一种极其重要的集体政治财富。     

从国民党左派到民革领导人：廖仲恺逝世后的何香凝

何香凝在廖仲恺逝世后的半个世纪的革命历程中,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合作过程里,从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成为了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从坚持国民党的主体地位进步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捍卫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声明: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容改变的。孙中山的这个解释与声明,表明三民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因此,它能成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斯尼夫列特战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早期革命,是与共产国际“二大”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心议题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合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荷兰人马林所创造的“斯尼夫列特战略”被认为是最佳选择。认识到这个战略的起源及其被列宁和共产国际所采纳以及后来在中国的实行,对中国共产党初期要求与国民党合作的历史就容易理解了。     

贯彻监督条例强化党内监督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工作者,应该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为契机,认真学习“条例”精神,把握“监督”的实质,领会“监督”的内容,开展好党内监督工作。一、加强党内监督的必要性。党内监督是指党员、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依据党章和党内法规、纪律对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监察和督促。其监督主体是党员、党的组织和党的纪检机构;监督对象或客体是全体党员及党的组织。党内…     

彪炳千秋的史实 多党合作的佳话——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60周年

历史的发展往往依托于彪炳千秋的历史事件,中国的多党合作史亦然。“五一口号”发布得到纷纷响应,就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转折点和里程碑。历史是面镜子,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的史实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为追求民主团结矢志不移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是立身之本;中国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须充分运用好“统一战线”法宝,求同存异,凝聚力量。     

中共“三大”历史经验与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

创新是中共“三大”成功的首要经验。“三大”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结成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了全局性开拓创新。继承和弘扬“三大”的创新精神对于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创新是贯彻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红线和最根本的特征。“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决策。“三大”所要组织的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政党合作的好坏是事关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是统一战线发展与萎缩的标志。正确处理好政党关系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发展壮大重要基础。     

“五一口号”的重要历史意义与启示

“五一口号”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终胜利之际发布,一经发布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华侨团体等爱国进步人士和团体的热烈响应,标志着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共领导,与中共同心合作,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由此奠基,“五一口号”在统一战线史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重温“五一口号”的重要历史意义,对于我们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继续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的民主实践功能坚持并完善中国式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共产国际与中共“三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中共“三大”究竟应该划归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和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是否提出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中共“三大”应划归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没有讲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