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

聚众犯罪是聚集众人进行犯罪活动的一种形式。这种犯罪影响广、规模大,人数多,比单独犯罪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刑法都有关于聚众犯罪的构成和处罚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借鉴古今中外立法例,结合司法实践经验,对几种具体聚众犯罪的构成及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本文拟就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作一初步探讨。     

哄抢罪

哄抢罪李忠诚这一罪名是新刑法第２６８条增加规定的。“两高院”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均将这一罪名称为聚众哄抢罪。我认为哄抢本身就表明这种犯罪的聚众性，而且刑法规定的聚众犯罪，在确定罪名时未必都加上“聚众”二字，如聚众赌博行为，公认为赌博罪。所以，我们对此条...     

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

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张正新金泽刚一、聚众犯罪的定义和特征何谓聚众犯罪？我国学术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聚众犯罪是指“聚集特定或不特定的多人实施犯罪，这些众多的人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实施犯罪，是由于其中的首要分子进行组织、策划或指挥的结果。...     

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

聚众犯罪是指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以聚集特定或不特定多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我国《刑法》共用11个条文规定了14个聚众犯罪,其中大多数聚众危害社会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少数是该罪的选择行为要件。聚众犯罪的主要特征有法定性、聚众进行、实施的是复数行为等。从犯罪形态上看,聚众为着手,实施具体违法犯罪活动为既遂。它与煽动犯罪、教唆犯、组织犯、首要分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组织犯部分交叉重合。聚众犯罪的一罪数罪标准在于行为个数、数行为之间是否牵连、牵连时定一罪是否能体现罪刑相适应。     

关于聚众犯罪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独有的概念,它是指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在首要分子的作用下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一种犯罪类型.我国<刑法>第97条在界定"首要分子"时,规定了"聚众犯罪"的概念,并且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19种具体聚众犯罪的罪名.     

法条竞合新探

法条竞合新探笔者认为，法条竞合是由于不同性质的犯罪在构成要件上的重合，而使规定这些犯罪的刑法分则性条文之间发生内容上的包容或交叉关系。一、法条竞合的特征（一）法条竟合是刑法条文间固有的一种关系，不以任何具体犯罪为联系的中介。（二）法条竞合是刑法分则性...     

刑法第237条的疏漏与完善

97刑法第237条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是从79刑法流氓罪“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情形中分解而来的。从97刑法的修订和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该条还存在疏漏和缺陷,需进行修改和完善。首先,新刑法修订中,对强制猥亵犯罪侵害对象在范围上存在疏漏。79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构成流氓罪。由于这一规定比较笼统,在司法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新刑法在修订中将此罪分解为四条具体规定:一是侮辱罪,猥亵妇女的犯罪;二是聚众淫乱的犯罪;三是聚众斗殴…     

聚众犯罪初探

近年来,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对聚众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探讨,但仍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而且已有研究的问题,学者间尚存在着争议。本文认为聚众犯罪的概念应当界定为: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犯罪。基于此概念,笔者深入探讨了聚众犯罪与共同犯罪及集团犯罪之间的界限,并就聚众犯罪在犯罪构成方面的特征提出些许管见。     

论扰乱公共秩序罪的基本问题

扰乱公共秩序罪是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一类犯罪的总称。本类犯罪侵犯的客体为社会公共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破坏国家对社会的正常管理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大多由作为构成，少数也可由不作为构成，有的属行为犯，有的属结果犯，有的属情节犯，有的属聚众犯；主体既可为自然人，也可为单位；主观上为故意，少数也可由过失构成。本类罪总体上适用较轻的刑罚，且大多以“情节严重”为定罪量刑标准，对“聚众”犯罪，应区分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适用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对相当部分犯罪可以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     

论聚众犯罪的转化犯问题

转化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以聚众犯罪为视角,结合转化犯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聚众犯罪转化犯的特征,聚众犯罪的转化既包括罪与罪的转化,也包括违法行为向犯罪的转化;聚众“打砸枪”虽然不是独立的罪名,但却是多种犯罪的聚合体,其转化罪是法律拟制的犯罪。关于聚众犯罪的转化犯,其在定罪量刑中存在着不同于一般转化犯的诸多疑难问题,对聚众犯罪转化过程中一系列特殊问题的研究,将使转化犯的理论内容更加丰富和具体。     

论结合犯

结合犯的构成特征,是静态的法律构成特征与动态的实际构成特征的统一。其表现为:被结合之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性质各异的具体犯罪;结合之罪统一、独立的构成要件内,必然包含与原罪相对应的且彼此相对独立的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数个原罪必须基于一定程度的客观联系,并依刑法明文规定而被结合为一个新罪;必须以数个性质各异且足以单独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触犯由原罪结合而成的新罪。作为犯罪形态与法条形态、一罪与数罪统一体的结合犯,其本质或内在属性为犯罪形态和一罪,其表象或外在特征为法条形态和数罪。基于制约设置结合犯罪的罪刑均衡规律,我国刑法无设置结合犯的必要。     

论香港刑法中的谋杀罪

在香港刑法中，谋杀罪既是普通法上的严重犯罪，也是制定法上的严重犯罪。制定法中虽然规定了谋杀罪的罪名，但谋杀罪的定义及构成要件仍需依赖普通法来规范和阐明。本文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谋杀罪在“九七”之后的法律适用等问题作了论述。“九七”前，香港刑法中的谋杀罪的定义和构成，与普通法系其他刑法，尤其与英国刑法规定无异：“九七”后，香港刑法谋杀罪中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用语和内容应予废止。     

《反恐怖主义法》与反恐刑法衔接不足之探讨

《反恐怖主义法》与反恐刑法二者在协调上存在较大的问题.《反恐怖主义法》第3条使用的“恐怖主义”一词限制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因为刑法以行为为处罚对象,建议以刑法规范中的“恐怖行为”取而代之.《反恐怖主义法》第1条将“国家安全”纳入了恐怖活动犯罪的侵犯客体,从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安全”出发,建议删除《反恐怖主义法》第1条中的“国家安全”,或者在刑法中增加“危害行为既构成恐怖活动犯罪,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恐怖事件”等术语的界定与刑法不一致,应该澄清.《反恐怖主义法》中的违法行为与反恐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界限模糊,应通过情节规定加以区分.《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中关于管辖权的规定虽然不一致,但是从刑法的基本法定位以及执法的可能性出发,应该认为前者并没有对后者的规定进行实质性修改.     

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聚众犯罪问题分析

大量的事实和案例表明,群体性事件的犯罪活动大多以聚众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聚众犯罪均以首要分子聚集多人,形成群体实施危害行为为特征,对社会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其在刑事司法认定和处理上具有较大程度的复杂性。聚众犯罪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一个概念,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对相关罪名进行了明确规定,分析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聚众犯罪,能够为有效的从法律途径解决群体性事件创造有力条件。     

试论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7条首次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走私罪的犯罪主体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等20多部法律又先后对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了规定。但直至刑法修订前,没有一部法律对单位犯罪作出一般性规定,这很不利于司法机关稳、准、狠打击单位犯罪。有鉴于此,修订后的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了专门规定。本文拟结合新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犯罪有关问题作粗浅分析,以为引玉之砖。一、单位犯罪的概念及构成     

论网络“聚众”性犯罪及其刑事立法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传统犯罪出现了新的犯罪形式,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犯罪,网络共同犯罪最典型的特点是网络聚众性,基于此,我国刑法要解决网络“聚众型”犯罪问题,必须突破刑法主流理论关于共同犯罪的观点,并且需要刑法对共同犯罪进行新的解释     

论聚众淫乱罪的废除

聚众淫乱罪是从79年刑法当中的流氓罪分解出来的,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聚众淫乱罪仍然是一个冷罪名,从理论界的角度来看,聚众淫乱罪的存废问题争议性很强。本文以为从聚众淫乱罪的历史背景,社会现状,构成要件以及规范缺陷来看不符合犯罪的本质,不应构成犯罪,应将刑法301条第1款所规定的聚众淫乱罪非罪化。     

如何理解“犯罪的人”

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刑法法条中叙明为犯罪的人的规定还见诸于多个条款。司法实践中，对何谓“犯罪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这里“犯罪的人”，必须是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有罪的人。如未经判决认定，就不能确定其为“犯罪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据此理解，在刑法第…     

数字时代诈骗犯罪认定探微

数字时代的诈骗犯罪多利用数字故障作案并可将数字终端“机器”作为诈骗的对象；其诈骗标的除“财物”外还包括财产性利益。在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上，数字失误多为“法可容许的风险”，并为危害结果的“条件”而非“原因”，因而它不能阻却特定的危害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个别场合，即便数字失误导致了“法不可容许的风险”，也属“多因一果”故意损害他人财产法益者仍应承担相应犯罪的刑事责任。考量诈骗犯罪的“占有目的”时，应以能够支配某标的物作为“占有”的构成要义；数字时代的诈骗犯多为“机会犯”，据此，在适用刑法分则相关法条对其量刑之际，应同时适用刑法总则的特殊减轻处罚规定。     

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主体不限于首要分子

<正> 目前,一些刑法教材在论述刑法第158条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时,认为构成该罪的主体必须是首要分子。例如,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谈到:“……刑法分则规定某些犯罪构成的主体,必须是首要分子。例如第158条扰乱社会秩序罪,第159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都只有首要分子才构成犯罪,按照刑法惩处;不是首要分子的就不以犯罪论处。”(第196页) 我认为,这种把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主体限定在首要分子特殊范围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