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法治中国”路线图

2014年10月20至23日,注定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意义非比寻常。站在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新起点,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绘制未来法治中国路线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法治建设迈上新的历史征程。     

民主与法治:宪法诉讼的价值理念探幽

宪法诉讼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将宪法置于最高法的地位 ,从而防止立法专制 ,从“法治国”走向“法治” ;宪法规范的法律性和宪法判例的政治性的有机结合 ,使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 ;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审查的有机结合使法治从形式走向实质。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名与实——以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路径

实现一种以应然性价值共识为指导,再返回到实然性的规范宪法主义,从而为当前政治治理的正当性提供证立与阐释,是规范宪法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国概念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兼具形式法治国和实质法治国的内涵。从形式上看,包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统合下的规范实质,仍然体现普遍法治的基本要义,须强调法治与宪法、人权的内在关系。站在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分析,有利于为当下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民主法治新解

民主和法治是现代理想社会的两大主题,但是民主与法治并不像字面上那么容易让人理解,因为两者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对于民主与法治的真正含义的理解还需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单单用定义来概括。本文对民主、法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民主、法治、法制三者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能够为我国民主社会的发展建立做出一定的摸索和贡献。     

三种法治观辨析

中国先秦法家所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法治原则”、“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 ,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三种法治观。虽然这三种法治观都被称作“法治” ,但在治国目的、政治基础、人性假设、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许霆案”背后法治理念的思考

“许霆案”的背后体现了法治与民主相辅相成，伴随民主与法治的发展，推动了我们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且，司法在接受民主的监督的同时，要保持其独立性、公正性，取得司法独立与监督权的平衡，因为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生命。     

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理想,又是一种治国方略,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建设民主宪政制度,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保障。     

法治中国建设从宪法出发

推动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以促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战略的实施,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宪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依循,从宪法出发,紧紧围绕宪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突出宪法对法治政党、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意义.宪法精神走进执政组织的党章和社会组织的章程,融入政党政治、国家政权运作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将有利于形成由宪法携手执政党章程和社会组织章程主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局面.突出宪法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统率作用,以宪法精神和规范驾驭法治中国建设过程,重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章程为核心的社会规章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党内法治联动国家法治、带动社会法治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常态.     

安全抑或自由: 危机中的美国宪法简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安全抑或自由:危机中的美国宪法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建设法治城市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载入宪法。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推进城市法治建设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法治城市的理论基础:作为城市精神的法治与作为治理方式的法治(一)城市精神的法治内涵从现代文明的观点来看,决定一个城市的地位或者说品位的最重要指标是它可以为聚居于此的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民权利义务上演的平台以及城市人口精神与心理舒展的理性空间。支撑这个平台和空间的是制度、是法律、是围绕法的精神展开的具体而生动的市井生活。因此,法治———是跨越…     

从“法律大国”到“法治强国”

在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法治设施逐渐完备的基础上,如何经由形式法治实现实质法治?如何发挥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王导作用?如何从法律大国转变为法治强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预示着中国又一次站在了法治转型的历史新起点。     

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理论的新发展;"依法治国"方略和"三个代表"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就的检验标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法治浙江”的核心是什么

“法治浙江”的努力不是没有出现法治割据之误区的可能,避免此误区首先需要廓清一项合规律的解释方案。“法治浙江”不应无视法治规律而使法治行政区划化;应在国家实定法秩序的藩篱之内,以地方立法为核心,聚焦于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在此基础上,除了体现浙江风格之特色式经验外,尚应关注制度空间所允许的超越一省之域的先行式经验的摸索;探索之余,“转化意识”十分重要,即适时地将成功经验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我国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刍议——“农村基层法治建设”调查报告

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对于依法治国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本文指出要促进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和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加强基层执法机构建设、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以及加强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等。     

法治国家中权利本位的理论意义

法治是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权利本位是人们重塑现代法律观念的要求,其取向是健全法制和发展法治的途径,是法治国家的明显特征。在当代我国,强调权利本位的,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也是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有利于法治国家公民意识的完善。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地方法治试验

法治是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审视近年来发生在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法治试验,提炼其"理想类型",并进一步分析地方参与国家建设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对"程序型法治"的湖南案例、"自治型法治"的广东案例以及"市场型法治"的浙江案例的考察表明,地方法治试验可以在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塑造公民意识、弥补中央治理欠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法治建设的原动力问题依然需要在地方法治试验中不断地加以探索。     

“三统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根本原则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①＂这是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