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统治集团的廉政思想

<正> 贞观年间,唐朝政治最为清明,唐太宗在历史上是受非议最少的一个君主。《贞观政要》集中体现了唐太宗集团的政治思想,有关廉政问题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该书研究唐太宗集团廉政思想,大有裨益。     

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一个以吏治为结合点的视角

唐律与《贞观政要》中都有吏治的内容。《贞观政要》记载的关于吏治的内容与唐律中吏治的规定关系密切,表现为:《贞观政要》中的吏治思想有唐律的吏治规定作支撑;《贞观政要》中有些诏令的内容演变成唐律吏治的规定;《贞观政要》中关于吏治的要求和规定丰富了唐律吏治规定的内涵;《贞观政要》中对官吏的要求补充了唐律的吏治内容等。还需关注的是: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具有互补性;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理论基础都是民本思想;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唐律的修订和在《贞观政要》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重合等。     

明代丘浚《慎刑宪》中的慎刑思想

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总结者,丘浚在继承儒家法律思想的前提下又有所创新.他将国家的司法权定位于德教的辅助,它可促成一种良好的道德秩序；司法官员应当具备“好生之德”,以宽仁的原则指导司法实践；恤刑、慎刑、中正乃是司法的基本要素,良性司法乃以此为前提条件；仁道与和谐是司法的基本价值,通过仁道司法而实现社会和谐；等等.总之,“仁道”构成了丘浚司法思想的主旋律,它在关爱人、尊重人、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等方面与今天的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     

“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信念不可动摇

近年来,有专家学者从诉讼法学或证据学的角度对这一原则提出质疑,认为"案件事实都是过去的事情,而过去是不可能复原和再现的,过去甚至是不可知的,提出应当"以证据为依据"的观点,以及以"法律事实"代替"客观事实"的观点。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司法原则,一种司法信念,以"事实为根据"仍然不可动摇。本文从"以事实为根据"的内涵、存在基础、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正确把握"以事实为根据"与"以证据为依据"的关系的想法。     

以《仲裁法》完善为视角：论司法与仲裁的关系

仲裁与司法是我国互为补充的两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仲裁对司法起辅助作用;司法对仲裁起支持和监督作用。然而,由于立法的缺陷,仲裁与司法的这种相互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协调仲裁与司法监督的关系,应对《仲裁法》作以下修改:明确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的权利;取消对生效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将撤销仲裁裁决审查范围限于仲裁的程序问题;赋予仲裁庭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权力。     

国情与司法模式构造的规律性研究——以司法供求关系为中心

司法的本质,就是国家提供司法供给,满足民众司法需求的过程。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司法供求关系处于动态的、非均衡的状态。在该规律的支配下,一个特定的国家都会以本国国情为基础,形成以司法权为中心的司法供求关系模式,这就是司法模式,其基础要素是国家司法权配置模式和运行模式,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世界各国司法模式的差异,主要受到特定国家伦理观念、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等国情要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特定国家的国情通过功能定位、条件制约、资源配置和路径依赖,最终决定了该国司法模式的性质、结构和特征。这就是国情对司法模式的构造或决定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理论

司法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司法建设、司法改革、司法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理论博大精深,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可概括为“八个明确提出”,即明确提出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明确提出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是中央事权;明确提出以司法责任制为牛鼻子,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明确提出加强对司法权的制约监督;明确提出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司法队伍;明确提出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悖论与法官的应对——以司法能力为视角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司法的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司法的刚性与柔性、法官的主动与被动、司法认识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等悖论关系,是法官在审判工作中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当前,加强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培养法官平衡上述悖论关系的能力,理性地把握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特点,回应社会转型时期当事人对司法的特殊需求,从而实现司法的功能。     

试析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司法价值理念的变迁

本文以发展的眼光,对我国法律中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并从该项原则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朴素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及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立法科学精神等方面,论证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得以立足的现实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现实司法实践中大量地存在着对"双以"原则认识僵化的问题,而这些僵化落后认识的存在,是由于我国长期的社会变迁所造成的。     

司法审查侦查原则论

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侦查程序和行为必须置于法官的审查监督之下,以保证侦查程序的规范运行和侦查行为的合法实施。侦查程序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的价值精神一方面在于法治国家理念在侦查程序上的落实,另一方面在于程序正义价值实现对侦查程序的要求。国外通过司法审查的制度化保证司法审查侦查原则的地位,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侦查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进行落实。     

土地征用纠纷的司法审查权

司法机构应当审查土地征用纠纷的合理性及具体适用原则。在现行法律环境下,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倾向于不受理土地征用纠纷。这导致纠纷的搁置与延期,使利益冲突长期悬而不决,方便土地征用权滥用。司法机构的介入为检验征用补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了客观中介,有助于改善被征用土地的定价系统、减少土地权属流转中的磨擦。通过立法确认司法救济的上述功能最终有利于实现土地征用的社会效益。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

司法改革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新时代司法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由司法改革目标论、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论、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论、司法机构职能改革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论、司法职业制度改革论、司法改革方法论等理论构成,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系严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司法改革政策措施背后的哲理、政理、法理,包含着一系列蕴含法律哲理、法治公理、法学原理的司法名言金句。     

略论清代的司法回避制度

清代回避制度集中国历代回避制度之大成，司法回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传统法制下的清代司法回避，可分为任官回避和听讼回避，朝廷对全国司法官吏的回避情况进行监察和处分，其间利弊互见。     

司法过程中的商谈与诚信原则

司法过程中的对话沟通是现代司法的特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之一。诚信原则是现代司法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司法过程的对话沟通树立司法公信力,是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独立,加快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出路。     

宋代检验制度探微

宋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法制建设的朝代。为了适应司法检验的实际需要,宋代统治者运用编敕的立法形式,在继承前朝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对检验制度进行了许多补充和创新。宋代检验制度的特点有二:一是检验的规则完备、系统,实现了制度化、法律化;二是重视程序的价值和功能,设定了严密的程序约束检验官吏权力的行使。     

结构与功能的背离:宋代州府司法中的长属分职与长官专权

宋代州级司法职能配置在长官与属官之间存在明确的分工。这种职能分工被赋予了防范长官干预属官司法行为的权力约束功能。但在审判实践中,长官往往借助官制特权或法定特权赋予的优势地位,干预或控制属官的审判行为,操纵州府审判的过程与结果,使州府审判过程呈现出鲜明的长官专权特质。从其司法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两宋时期之所以出现司法体制上的控权倾向与审判过程中的专权特质并存的局面,根源在于其政权建设中难以克服的祖宗之法与汉唐故事之间的深刻抵牾。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是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在法院内部设立的重要的审判机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项司法审判制度。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者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其确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建国时期,曾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法院机构改革的不断推进,审判委员会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以致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对其予以改革和完善。     

司法方法论的若干问题思考——以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为视角

司法方法,即司法适用的方法,主要是指司法裁判方法。司法适用过程,是将法律与事实有机结合,确定案件处理的司法效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判断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判断两者的相互一致性或符合性的程度;根据事实与法律的有机联系,确定案件的司法效果的推理方式;以及对这一司法效果结论的论证等,无疑是司法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司法方法与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法律方法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