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偏差及规制

量刑偏差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在我国也是使刑事司法深受困扰的难题,量刑偏差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威信,危害极大。导致量刑偏差有多种原因,必须有针对性在采取措施,预防、避免量刑偏差。     

量刑中的自由裁量与程序规制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实现个案公正,但必须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方面对量刑自由裁量权加以规制。目前,量刑程序的完善与否已成为攸关量刑规范化改革成败的关键。构建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应坚持定罪与量刑的适度区分,确保量刑公开、透明,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权,注重从庭审前程序、庭审程序和庭审后程序三个阶段加以完善。     

职务犯罪量刑适用的实证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职务犯罪案件量刑呈现的突出现象是免予刑事处罚和缓期执行刑罚的案件比例过高。针对这种现象,有三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即被免予刑事处罚的人是否仍然可以当公务员,对职务犯罪处罚是否应趋向轻刑化,对贪贿犯罪的人应否判处财产刑。对职务犯罪量刑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应该通过完善刑罚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运用抗诉权和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加强审判监督。     

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量刑差异分析——以T市某区量刑差异实证考察为基点展开

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量刑在价值选择、事实情节、规则适用关键环节上具有高度的共性,客观上为双方实现量刑结论在一定幅度内的契合奠定了基础。然而受量刑情节的变动、量刑情节认定的差异和量刑规则理解适用的分歧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双方的量刑在丰富的实践中呈现出特征明显的结果差异。以检法量刑差异为考察基点,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分析,厘清制度实践中的技术因素和人为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力,并以此为标尺,对制度体系进行技术上的完善。     

我国受贿罪量刑地区差异问题实证研究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所以,需要因地而异地调整受贿罪的具体数额标准,明确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依据,统一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具体比例,以尽可能地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     

浅析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认定

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是《刑法》贪污贿赂犯罪中两个重要的罪名,由于现代社会商事组织的多样性,对行贿主体认定也会出现一定的分歧,确定具体一个行贿行为主体成为侦查实务中首要解决的问题。而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对一个行贿认定个人行贿还是单位行贿存在诸多困惑和疑虑,亟需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方面做出合理的明确。     

量刑方法和程序的合理性规制

量刑方法和程序的规范,不仅关系到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更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能否得以实现。据此,本文从量刑不规范的原因、量刑方法的合理性探索、量刑程序的构建模式三个方面对于量刑体制的规范化这个问题加以探索,以期对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论对量刑情节司法适用的规范——基于量刑情节司法适用实证之思考

根据现行刑法中有关量刑的规定,司法机关在适用刑罚时不但要以犯罪分子的罪行轻重为根据,依照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合理量刑,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罚当其罪,而且对所有的犯罪人应一律平等量刑。刑法中同时又规定了大量的量刑情节,这些量刑情节对最后的刑罚适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何最大地发挥量刑情节的正面作用,又避免因过多地考虑量刑情节而对刑罚的合理裁量造成干扰,在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下实现量刑公正、合理,应当引起重视并亟待解决。     

规制量刑权的路径探析

量刑权属于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地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提高司法信度和效度。     

论量刑基准的确定

确定量刑基准对实现罪刑均衡原则、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促进被告人认罪服判、实现量刑科学化均具有重要意义。量刑基准应以中线论为主要标准,并结合我国法定刑的模式来确定。     

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修改受贿罪与行贿罪量刑的思考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出一系列反腐“组合拳”,反腐力度前所未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该草案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制度规定,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笔者认为本次修正案(草案)对受贿罪及行贿罪量刑的修改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不妥当之处.本文分在分析《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刑法第383条、第390条的修改的合理依据的同时也分析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刑法第383条、第390条的修改的不足之处,并有不足之处提出相关建议.通过以上分析,以期此次对受贿罪及行贿罪量刑的修改可以真正实现刑罚的威慑作用,有效打击和遏制贿赂犯罪的发生.     

量刑失衡归因论

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量刑失衡这一观点几成定论,对于导致量刑失衡的原因,学界展开了广泛地探讨,笔者将其归纳为自由裁量权滥用类原因、立法者过错类原因与自由裁量权误用类原因三类。然而,就以往对于量刑失衡归因的研究上,更多基于逻辑分析,缺乏实证探求精神。基于此,通过采用量刑实验分析、生效刑事判例数据分析、法条文本对比分析等方法,对于前述认定的导致量刑失衡发生的原因进行实证检验,最终证否了逻辑上认定的导致量刑失衡发生的多数罪因,仅余修正处断规范粗疏这一个原因,进而衍生出对传统估堆量刑法的质疑,提倡通过引入量刑指南制度,修改法官的量刑方法,以最终克服量刑失衡。     

量刑建议制度实证分析研究

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促进量刑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实际效果尚难全面体现,通过对基层院量刑建议试行两年来的实证调研,建议今后量刑应从遵循的原则、量刑建议的主体及程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以期实现该制度设立的预期效果.     

量刑基准实证研究

作为法制实践离散程度的客观反映,量刑基准是某种犯罪各组权威示范性案例样本之间相互独立的平均刑量。尽管600多个示范性案例的实证研究未能成功找到符合这一概念的量刑基准,但发现宣告刑平均刑量与法定刑中线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不论样本的分组较粗还是较细,各组刑量均值之间的轻重顺序基本符合法定刑的轻重顺序。因此,以示范性案例的平均刑量为量刑基准,与以法定刑各种程度等分线或中线为量刑基准两者之间互不排斥而应相互参照。     

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量刑建议

近年来，量刑公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央司法改革项目中明确将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实现量刑过程的公正和量刑结果的公正．规范法官裁量权．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保障被告人的参与权成为重要的课题。本专题从理论探析到样本实证分析，从量刑建议的完善到量刑辩论改革．从实体问题分析到程序完善等多个视角进行探讨，旨在探寻进一步完善量刑规划化理论，统一量刑标准，规范量刑程序，保障量刑公正的有效途径。     

酌定量刑、量化量刑与量刑双轨制——美国量刑改革的发展演变与新型量刑模式的确立

19 世纪以来,美国量刑改革经历了酌定量刑、量化量刑以及混和量刑三种不同模式。酌 定量刑时代推崇康复思想与矫正刑,司法自由裁量权几乎不受节制。量化量刑时代重在消除量刑偏差与实现量刑均衡,通过设置形式化、量化的规则和标准指导量刑,极大地约束了司法自由裁量权。双轨制量刑模式特点是法律的形式规制与法官的直觉感悟并重,确定量刑与不确定量刑混融。与量刑双轨制相对应,美国在量刑委员会的功能与定位、量刑指南的简化以及量刑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完善。     

行贿罪若干问题思考

本文从刑法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及其演变对行贿罪的构成进行探讨。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发展现状分析

1987年11月1日颁布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旨在通过制定统一的量刑制度来消除各地区之间巨大的刑罚裁量差异,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但由于其极大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遭到了学界和司法界的反对。在实施了17年后,联邦最高法院于2005年裁定量刑指南违宪,量刑指南由强制适用变为参考性适用。但是量刑指南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量刑指南的现状不仅有助于了解美国刑事量刑制度的发展现状,同时也为完善中国的量刑制度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