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拟角色商品化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虚拟角色的商业化运用,理论和实务界出现了一种新型权利——商品化权。目前,我国法律对其适用和保护尚无定论。虚拟角色商品化权可概括为将能够产生创造大众需求的虚拟角色及其一部或全部的确认因素进行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以促进商品或服务销售的专有权利。分析各国对虚拟角色商品化权的应对,阐述现有法律框架下对其保护的局限性,指出虚拟角色商品化权应成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其具备了知识产权的共有特性,应当划入知识产权的范畴。     

论作品虚拟角色的法律保护

作品虚拟角色的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传统著作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它的保护非常有限,均只能从一个侧面保护虚拟角色。对此,在分析诸法保护局限性的基础上,拟提出合理有效保护虚拟角色的法律制度模式。     

商品化权的国际保护及我国的选择

商品化权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一种权利类型．国际组织及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将其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商品化权,有关权利只能通过《民法通则》中的人格权相关规定或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特别法予以保护。但按照上述保护方法和途径只是保护商品化权的某个侧面,在保护范围争强度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在目前没有明确立法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现有法律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来逐渐实现对商品化权的保护。     

谈角色商品化的法律保护

角色商品化已成为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经营方式,其实质在于将角色的知名度或其他特点用于商品促销或者提高商品品位。在角色商品化过程     

美国保护虚拟角色的法律模式及其借鉴

娱乐业的发展产生了保护作品角色的需要。美国通过判例形成了较系统的作品角色保护模式。我国理论对此研究尚浅 ,有必要借鉴外国立法 ,建构保护虚拟角色的法律制度。鉴于美国采用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交叉保护的模式 ,造成了过度保护角色的弊端 ,我国立法应合理界分作者权利和公有知识领域 ,兼顾激励文艺创作和促进角色利用两个目标     

论“六小龄童”诉蓝港在线侵犯“孙悟空”形象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人物形象的侵权已经拓展到网络游戏中。六小龄童认为游戏公司侵犯其表演者权、肖像权和商标权。就表演者权而言,六小龄童无法拿出足够证据证明孙悟空形象的唯一指向性,即普通民众看见孙悟空形象即认为是六小龄童。就肖像权而言,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是非人形象,与其本人肖像相差太多。就商标权而言,如果游戏形象与商标相同或类似,则可以构成侵权。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以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根据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复制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可以认定,“复制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视为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刑法司法解释应避免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     

试论公平解决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的偶合性冲突——对“保护在先合法权利人利益”原则的探讨

目前 ,我国对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的偶合性冲突也采用“保护在先合法权利人利益原则 ,不能体现社会正义 ,因此 ,需要对之加以改革     

论表演者权利的限与放——以“旭日阳刚事件”为视角

“旭日阳刚事件”所反映的其实是著作权和表演者权之间的冲突问题,而现有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都不足以为表演者利益和公众利益提供足够的权利支撑。为此,我们应该适当扩张表演者权利,赋予表演者在尊重著作权人相关权利的条件下不经许可即可表演他人作品的权利,以此达到著作权人、公众、表演者等主体利益的平衡。     

证人作证权论略——以区分“知情人”和“证人”为视角的思考

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广义证人也即知情人来说,"作证"并不是其所负有的应然义务,而是一项权利,他们有权在不受任何外力强迫的前提下自主选择是否作证。狭义证人是指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作出陈述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向司法机关和社会许下了"作证"的承诺,这时如果其拒绝作证则将涉嫌违约,必将会受到惩罚。显然,与知情人不同,只有狭义证人才负有不可推卸的作证义务。     

字库的著作权保护——以北大方正诉“飘柔”为例

书法、字体、字库三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我国字库应属于计算机软件,理应受到著作权保护。从理论上讲,必须对字库进行保护,但是对于字库中单字的保护没有可行性。我国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字库的保护,另外可通过字库最终许可协议来保护字库。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以刑法规范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已与现实的生活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在刑法上还是一个盲点。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和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性质,应当包括在刑法保护对象内。我国刑法应严格区分“财物罪”与“利益罪”。     

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及协调——以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关系为视角

随着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当属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之间的冲突。对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可以激励育种者的育种热情,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还是依靠土地为生,农业是农民的生存之基,植物新品种又是农业的核心。因此,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同时,必须注重保护农民权,实现两者的平衡协调发展。     

虚拟社会有效治理的必要性及路径探讨——以网络问政及“永安警长”案例为切入点

目前,我国虚拟社会发展迅速,同时暴露出不少问题,对虚拟社会的治理刻不容缓。虚拟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一些志趣相投、利益相关的网民跨越地域和行业边界组成的带有一定标识的网络群体,虚拟社会中虚拟人的行为具有在线、互动、多元耦合特征。这种结构和行为特征决定了虚拟社会治理必须将多种治理路径融合,采取多元路径并举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能缺位,发挥政府的主力军作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网络问政以尊重公民说话权利作为切入点,以构建政民之间、网民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作为突破口,以解决各种民主问题作为落脚点,不断注入正能量,发挥主场优势,唱响主旋律,成为中国特色虚拟社会治理的一条非常重要和有效路径。永安警长案例是对这一治理路径的有力诠释。     

论基因遗传权的保护——以单身女性生育权和死刑犯父母人身权为视角

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和死刑犯父母的人身权问题在狭义生育权的理论框架内不能得到保护。基因遗传权的概念可以涵盖和保护被狭义生育权所遗忘的主体。确认基因遗传权,可以调整因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存在于新的基因遗传方式中的权利冲突问题,从而完善民事立法、健全民法典中的民事权利保护体系。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再审案件审理权的配置——以《民诉法》修改为视角的分析

修改之后的<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案件审理权进行了重新配置.但因会大大加重高层级法院的负担,以及会与各级法院的职能定位发生冲突,新<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案件审理权的重新配置具有不合目的性,亦不合理.通过对域外再审案件审理权配置的相关考察,文章认为应将再审案件的审理权配置于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等原审法院,同时应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功能及各级法院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试点工作”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官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是侦查引导权的具体行使。检察官作为中立的"法律守护者",在派驻检察室中应准确把握侦查引导权的权力范围和具体职能。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和公诉准备观是侦查引导权的理论基础。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对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论侦查程序中辩护方的防御权——以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运作状况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程序的进展及效果.西方各国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辩护方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和辩护方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在立法上赋予了侦查机关异乎强大的侦查权,却缺乏必要的有力制约,而辩护方由于缺少调查取证权,其防御权微乎其微,且几乎缺乏有效救济手段,于是在诉讼中不免产生诸多问题.这样,无论从诉讼法理还是人权保护角度,都应该明确,辩护方在侦查程序中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