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催生下的公民意识

本文通过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考察,探求西方社会主要的政治意识例如平等、公共精神、法治、契约的产生。透视了古希腊民主下所产生的公共精神,审视了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出的民主观念以及现代民主理念如何伴随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未来公民意识的建构。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政党因素的缺位及其修正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公共协商的主体是公民及其社团，这种理论倾向导致了政党因素在协商民主论争中的缺席。然而，公共协商与政治决策之间的非连续性和断裂性，要求公共协商在政治决策领域寻找合适且有力的政治代议者，这就为政党因素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重新出场创造了机会。因而，探讨协商民主中的政党因素实为必要。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限度

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日益成为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政治现象。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同样面临着难题：专业性和民主性的矛盾,民主和效率的相对、民意的真实性问题等。对此应合理界定公共政襄制定中公民参与的限度,不断提升公民参与的水平。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探究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公民个人或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行为,其目的是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化。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主体意识、利益意识和自主意识逐渐形成,公民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会就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现。因此,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已成为政府和公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必要性,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旨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借鉴。     

论国家义务的理论渊源:现代公共性理论

本文基于现代公共性理论的基本特质,阐释了公共交往是联结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公民伦理是法治国社会正义基本观念的核心,它是构建国家义务坚实的伦理基础;公共领域是现代宪政的社会根基,它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三方面实践着宪政理想;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商谈民主为民主宪政体制生成规范性证立方案,为构建国家义务预设了宪政设计思路;现代公共性理论特有的开放性特质,则是诠释国家义务成因的深层动力基础。     

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民应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维护公民自身权益,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监督完善民主进程。     

网络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新形式

作为当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政府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体现了与协商民主理论在一些方面的一致性,网络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成为协商民主的一种新形式。但同时,要合理有序有效的实现网络政治参与,还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     

浅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西方政治学界近二十年来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参与者之间地位平等、公民的普遍参与、对话和交流,参与过程中的权力制约,批判性反思,自由而开放的讨论以至于最终达成妥协和共识。本文在分析这一复兴的民主范式魅力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并提出其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借鉴所在。     

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权保障的贡献——以协商民主的权力制约功能为分析视角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代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核心追求，其宪政功能突出表现在通过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以整合多元社会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正当合法性，凸显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当前各国的乡村社会和地方城市产生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为人权保障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环境公民身份:形成逻辑、理论意蕴与法治价值

社会时代的变化始终影响着对公民身份及权责的诠释,与环境议题相关的环境公民身份是环境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公民身份范式。安德鲁·多布森、约翰·巴里、詹姆斯·康奈利等学者从不同侧重面对环境公民身份进行了理论建构。环境公民身份内含权利与义务统一、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相容、民主参与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实质意蕴。环境公民身份理论具有修正环境法目的偏差、引导公民环境责任规范创新、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构的法治价值。     

Clashing conceptions of press duties: Public journalists and the courts

This article bridges the growing, but controversial,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with First Amendment jurisprudence and libel law. It examines whether the movement finds support in laws that affect the press and, in particular, in court‐created defenses and privileges that protect journalists in modern defamation law. Do defenses that safeguard journalists in their traditional routines as fact gatherers and reporters also protect them in the kinds of roles and duties envisioned by public journalism advocates? Furthermore, has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non‐defamation cases involving the First Amendment, expressed concern for protecting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public journalism functions” of the press? Does the Court create a different image for the press than the one envisioned by public journalism advocate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It ultimately concludes that public journalists and courts have two very different conceptions about the role that journalists play in a democracy.     

论舆论市场中的公共新闻——兼论公共新闻对我国新闻改革的借鉴意义

公共新闻(或称公民新闻)在美国的兴起,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公共新闻活动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同城媒介联合行动,共同设置话题,直接介入公共事务,试图解决公众关注的公共问题.公共新闻活动是对此前所有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巨大冲击.它的实践和理论对于我国新闻媒介的改革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本文从公共新闻与舆论市场、与媒介议程设置、与我国媒介改革诸方面对公共新闻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和可借鉴之处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并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     

抗战时期陪都新闻教育钩沉

抗战时期,重庆新闻学教育处在当时国内的中心地位,并且,在完全西方新闻教育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呈现出本土化的特点,研究当时的新闻教育思想、师资配置、课程设置,学生的学术研究、校内实践、新闻实习等方面的内容,对我们当代新闻学教育仍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协商民主能否成为可能——自由、平等与理性之于协商民主

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在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兴起、发展,并成为人们讨论研究聚集的焦点。作为一种可能的新型民主,面临着许多挑战,何以成为可能或者说能否成为可能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基于此,从一种自由、平等、理性分析的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能够化解自由与秩序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平等和正义,能够在公开的理性下实现政治的合法性,解决现有民主制度的困境与挑战,是确实能够实现的政治理想。     

论新闻职业公共性的实现困境与途径

新闻职业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公共性和公益性.主要表现在:新闻职业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新闻信息的生产者与提供者,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起着一种公共服务作用;同时,新闻职业作为稀缺公共资源的受托使用者,必须对社会公众承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职业公共性的实现面临着自利性和阶级性的双重挤压而陷于困境.因此,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有效的途径来充分实现新闻职业的公共性.     

新世纪新闻传播人才素质教育

本文在21世纪新闻传播事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论述了新闻教育机构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文章认为,改变新闻教育观念是培养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的前提。新闻教育必须实施通才教育,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必须实施素质教育,从单技能教育转向素质技能综合教育;必须实施高科技教育,从廉价教育转向高投入教育。文章指出,加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的基础。政治强、业务精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多学科交叉“信息模式”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理想模式。文章强调,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培养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的关键。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改变目前“重理论,弱实践”的状况,才能适应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SUSPICION AND SECRECY: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SUPPORT F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can affect freedom of information policies, laws and even, perhaps, court ruling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owever, has identified factors that explain and predict public support for open government,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 and policy. This survey-based study examines how political psychographic factors, such as skepticism, cynicism, apathy, complacency, liberalism and external efficacy relate to support for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in principle. Results from a random-digit-dial telephone survey of Washington state residents (N = 416) indicate that skepticism, cynicism and political liberal values predict support for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Implications discussed i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cynicism and skepticism i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s well as the role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questioning of autho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 and policy.     

政府回应：中国的理解和实践

政府回应的理论产生于西方。政府回应既是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也是系统的政府管理理论和行政理念的逻辑延伸。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政府改革中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目标,政府回应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就目前来看,西方的政府回应主要停留在价值理念层面。中国学者对政府回应的理解是在价值与过程之间,即一方面对西方人理解的政府回应的价值内涵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将政府回应理解为一种过程,并试图用政府回应理念来指导中国政府回应的实践过程。     

公共新闻:崛起的背景与前景

公共新闻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新闻界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是新闻界面对社会的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公共新闻理念诞生是对全球传媒体系、新自由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综合作用的反叛,是从传媒消费主义时代向媒介公民时代的回归与转向。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媒体的反民主趋势正在加剧。公共新闻则致力于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与新闻自由的捍卫。因此,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是"社会责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在媒体民主功能式微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责任论演进的新阶段。但是,公共新闻依然无法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保持(媒介的)利益与联系社会公众的现实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