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

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是在互联网的虚拟社群里出现的极端平民化思潮,它具有平民性、自发性、非理性和方法论上片面性等特点。它存在着以个体利益僭越合理道德和以人道同情绑架法律之倾向。经济生活中弱势群体获得感相对不足、大众与精英日益增加的隔阂与误解以及权宜性维稳思维是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思维生成的主要原因。对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思潮要理性而宽容,避免标签化,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把批评之声视为认识真理和精神净化的必要力量。同时,主流舆论自身应当恪守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并主动"入场",积极参与到网络舆论中去,引导与影响网络舆情。     

论网络舆论的发展态势及其社会影响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网络舆论承载着互联网虚拟世界中无数网民的心理寄托和情绪表达。在没有互联网以前,公共舆论是西方政治学和行政学早期研究的一个传统,同时也引起了美国政治学家的高度重视;在互联网产生以后,西方学界从传播学和社会学两种角度上,分析和研究了网络舆论。本文通过网络舆论的优势以及特点,指出网络舆论对社会形成的影响。     

网络舆论引导的必要性研究

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给我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日益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如何认识和合理运用网络舆论、如何引导网络舆论等新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网络舆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必要性。     

高校网络舆论的特殊性及引导机制探析

网络作为现代传媒的重要平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也越来越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高校内校园网络平台的建立和升级，高等学校网络舆论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新兴力量，本文重点分析高等学校网络舆论的特殊性，基于这一群体网络舆论的特殊性提出建立健全正确有效的引导机制迫在眉睫。     

匆匆忙忙的“正义”以及“亮点”

方舟子遇袭案社会影响巨大,有关司法机关启动司法程序迅速侦破、审结了案件,但是从舆论反馈来看,似乎有些案结事未了的意味。仅就该案适用的法律程序而言,反映出司法机关在实现公平正义和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没有做好必要的平衡,案件的处理提示我们,对于司法及时原则应当做更加全面的理解,＂过快＂和＂过慢＂都是有违这一原则的极端做法,司法的良好品性在于其理性、沉稳和慎重。     

网络舆论凸现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在中国现代化、信息化、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网络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民意渠道。网络舆论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度及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与群众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公共事件紧密相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和谐稳定。本文试通过分析网络舆论事件的社会问题,提出一些应对思路,为做好网络舆论引导提供参考。     

试论网络舆论的特征、作用与掌控方法——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为例

网络舆论是新时期社会舆论的一种特殊表现,以其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具有主体复杂及倾向性并以关注名人、明星与政府相关部门为特点;具社会监督、培育社会民主意识的积极作用,同时具有侵犯他人权益、激化社会矛盾的消极作用;完善网络立法、用法律规范舆论,实时监控网络舆情、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加强主流网站建设、巩固主流舆论阵地,培养网络文明风尚、传递网络舆论正能量是掌控网络舆论的方法。     

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

当前,网络舆论的强势地位正在显现,其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并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影响。本文认为,网络舆论的形成路径包括:形成网络议题;形成舆论场;形成意见轴心;形成立体传播。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对策措施包括:加大网络把关力度,从源头上解决网络信息的健康问题;建立网络舆论应对机制,快速稳妥地处置已经形成热点的网络舆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网络管理规范化、法制化。     

对民警微博的司法伦理探究

移动社交媒体应用时代,社交媒体以其草根性、随意性、无约束性、有一定影响力等特征博得了民众的喜爱。而随着社交媒体用户的日益增多,公安机关正面临＂空前开放、高度透明、全时监督＂的舆论环境。若轻而视之,或处之不慎,对公安工作和社会稳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应对社交媒体,提升通过网络获取舆情化解矛盾的能力,已经成为公安机关能力建设方面极为重要的现实课题。说到这个话题,我们不得不跳转到＂公安微博＂这个关键词上。     

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机制探析

网络舆论危机既是公共危机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其生成机制主要有:网络舆论危机的暴发是社会冲突理论的现实反映;网络与网民的自身特性容易导致非理性声音占领网络舆论的主阵地;民主意识的增强与社会诉求机制的短缺导致网络群体极化效应;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导致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社会信用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为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基层党委政府应对网络舆论的手段薄弱导致沉默的螺旋效应。     

“法庭之友”制度的基础与运行机制——以吴英案为中心的分析

"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其功能发挥需要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有赖于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支撑。在民众广泛参与、理性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下,出现了社会精英主导舆论走向、主流意见趋于统一、舆论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发展趋势,这就为"法庭之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舆论结构基础。"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疏通政治渠道、凝聚民意、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分担法院责任、推动法律发展,因而具有促进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制度功能。"法庭之友"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通过尊重、评价、吸纳机制所给予的司法支持。"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主流民意、优化舆论环境、构建信任基础和消解政治压力方面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国情,合理定位"法庭之友"的功能、框定适用范围、界定合适主体、构筑严密正当的程序,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     

常态化社会管理的法治思维

常态化社会管理是具体地运用公权力解决社会问题而形成的“权力/权利”公法关系的机制.社会国理论认为,公权力有义务为公民提供服务和帮助,促进其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态化社会管理的理论基础.它包含了比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国”更加强烈的法治需求.我国常态化社会管理应当遵循六种主要法治思维：决策的开放性思维、执法的合作性思维、执法的合理性思维、执法的诚信度思维、执法的康洁性思维和程序的适当性思维.     

论地方政府在关注弱势群体中的责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改革的深入推进,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在关注并切实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实践中勇于承担责任,履行职责,为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保驾护航.     

面子文化下的权力再生产——基于社会互动与资本交易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物，也是人际互动中重要的社会资本。面子资本参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交易，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并将公共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其结果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政府的合法性。从文化传统本源审视，这一现象与国人对儒家道德主张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我国传统人伦社会的特征紧密联系。要阻遏其造成的破坏作用，需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明确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及其化解的法治路径

当前,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环保意识迅速增强但环保知识缺乏,公众环境参与程度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诸多局限,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效果甚微等.本文认为,要通过实现维稳方式由“堵”到“疏”、环境行政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到“回应型”、公众环境参与由“叶公好龙”到“与龙共舞”的三个转变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寻求法治路径.     

关于紧急避险核心要件“不得已”研究

鉴于紧急避险具有损害无辜第三人合法利益的行为属性,因而对紧急避险适用条件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其中＂不得已＂则是关键的限定要件。不得已要求避险人在没有其他更为合理的办法排除急迫危险时才允许适用紧急避险,这种紧急避险适用的为难和谨慎受困于不得已内在属性即唯一性、被动性和节俭性的制约。不得已成立需要具备急迫性、社会相当性、限度性和效果性等四个构成要素;而对于不得已存在的判断,应坚持以客观为主、主观为辅的判断模式,才能对紧急避险适用的正当性给予客观公正的定位。     

从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看统一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必要性——从村民自治领域的两个典型案例切入

村民自治是中国本土政治法律实践的重要成果,但该领域大量的权利救济却很难进入国家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中。“有权利无救济”的根源在于部门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分散性,这导致对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性质的判断以及村民自治内外权利救济缺乏有效的理论和制度供给。“统一公法学”提供了一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模式,针对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需求发展出“社会公权力”理论和“统一公法诉讼”理论。这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明显优越于原来的分散化的知识生产,对于最大化提供公法领域权利救济机制,并表达中国自身公法文明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制度意义。     

Disaster,Displacement, and Casework: Uncertainty and Assistance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Case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has been limited in what caseworkers can do, as what they do has been tightly structured by rules. Recently, scholars have argued that episodic assistance in disaster brings sympathy in public policy more than restriction. The sympathy after disaster brings new money, and individual assistance is in turn the subject of casework. This article relies upon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to assess how casework served displaced people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The article finds that caseworkers after Katrina were caught in a program that would end at some uncertain time, and with new and unclear rules that changed frequently, making the sympathy difficult to enact for many of the poorest people. Casework after disaster is episodic and convened by nonprofits and, after Katrina, paid for by a large grant and then written into statute. Assistance for displaced people is likely to continue, given the expectation of more disasters and rising sea levels. The question of how it is like or unlike other forms of assistance and what sympathy in policy means in helping displaced people is therefore likely to continue to matter.     

“谣言事件”与舆情管控——论谣言事件过程中政府媒体的舆情引导策略

"谣言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政府和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前瞻性宣传的消极化倾向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条件;谣言事件发生过程中相关部门举措失当会加剧危机态势扩大;谣言平复后缺乏有组织的、系统化的反思和教育。对"谣言事件",需要政府和媒体高效互动:建立危机宣传预警机制,做好"防谣"、"辟谣"预案;将媒体联动和政府举措相结合,畅通信息沟通渠道;积极及时组织舆论开展系统讨论和反思,培育民众的理性素质。同时,由于自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有着实时性、简化强化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政府和媒体还要积极发挥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要完善自媒体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积极开设并良好维护官方自媒体平台,构建新型信息传播渠道;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