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兼论刑法条文的宪政意义

我国刑法第96条明确了"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因具体案件引发了诸多争议,亟待予以明确。文章首先以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规定"的不同表述为依据,明确了"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然后以具体案件为例,论述如何查找国家规定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和被告人所属单位制作的规定是否属于"违反国家规定"中的"国家规定"。文章认为,刑法第96条的规定是刑法为实现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有利保障,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必须以宪法精神为解释原则。     

刑法中“违反国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第96条加以认定,不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行业规则。其条文多规定法定犯;在立法技术上有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考量;"违反……的法规"、"违反……的规定"的表述不能超过96条对其的限制。"违反国家规定"多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被规定,但有时并不具有实体意义,只是为了指示违法性而存在,或者只是表示没有经过行政许可程序,或者只是相关表述的同位语。该类条文存在明确性问题,在司法适用上,司法官应在不违背刑法第96条意旨的前提下,用足国务院制定、批准、批转和批量通知决定认可的部委或者中职部门的规章,以之参照认定犯罪。     

论空白罪状中的“违反国家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是我国刑法空白罪状中的一种表述方式,是判断法定犯构成要件的参照依据,但含义不够明确,影响了对相关犯罪的司法认定。我国刑法应确立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构成中应有的地位,行为人缺乏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违法性认识的,应阻却或减轻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对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适用

现阶段非法经营罪有演变为“口袋罪”的趋势,坚守“违反国家规定”是改变这一趋势的首要关口。通过对《刑事审判参考》刊登的非法经营罪案裁判理由的分析,发现即便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的案件,也并非全部意识到“违反国家规定”这一要件在认定犯罪中的意义。本文在详细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刑法》第96条的规定逐一评析,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引用“国家规定”的名称和具体条文并展开分析,这不仅能改变该罪“口袋罪”的形象,也有助于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刑法上“国家规定”的判断标准

本文案例启示：一般情况下,部门规章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但是,《立法法》实施前经过国务院批准的、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保留其行政许可项目的规章能够上升为＂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基本案情]美籍华人丁某于2006年8月至2008年2月期间,先后以人民币80元到160元不等的单价,从青海省两个农民手中收购共计1300余个人类头骨。其间,他通过互联网非法向境外出售200余个,卖出价为每个150美元左右,经营数额共计1.9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3万余元。     

论侵犯著作权罪--兼论相关刑法条文的修改

引言《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针对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以下简称为《“两高”解释》)作了明确规定。与以往的司法解释相比,《“两高”解释》降低了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制裁门槛,加大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力度,并且操作性更强。然而,著作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并且相对于社会危害性干差万别的各种具体的侵权行为来说,《“两高”解释》中的规定仍显得比较原则。此外,从立法的层面看,还存在刑法与著作权法的衔接问题以及刑法相对滞后     

温岭“民主恳谈”的宪政意义

温岭民主恳谈是台州人民首创的一种基层民主政治形式，是对我国现行民主制度的创新，是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合理拓展，它与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理论殊途同归，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补正、完善和超越了代议民主，开启了协商民主的新时代。全面总结温岭“民主恳谈’，十年经验中的民主宪政新元素，挖掘整理温岭民主恳谈的制度化成果，形成普遍范式，用以构建我国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并纳入法治轨道，为我国宪政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新的路径。     

现行刑法对“没收财产”的不恰当规定

在刑法中,“罚金”出现频繁,而“没收财产”则出现在这么几处: 1.对二类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和个人犯贪污贿赂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不管其刑期的长短和主刑种的不同; 2.对二种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驳反宪政的错误观点——兼论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及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公开或不公开的反对宪政,并错误影响到决策部门.我们要实现法治,就要毫不含糊地坚持宪政理论和原则.宪政是个科学的概念,内涵包括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人权保障与宪法至上四个要素.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这一现代进步政治形态的实体内容；宪法至上,是宪政的形式要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宪政建设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对以王一程与陈红太两位教授为代表的有关宪政概念科学内涵的八点质疑,一一作了回答,驳斥了反宪政的错误观点.     

论行政刑法规范的特殊属性

对于行政刑法规范的性质,历来存在两种学说:一是行政法规范说,二是刑事法规范说.本文主要研究了行政刑法规范的特殊构成与属性,认为行政刑法规范是行政法规范与刑法规范的有机交叉、衔接与协调,且是一种特殊的互动的双属性法律规范.     

论我国水污染的刑法规制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命赖以存活所必须的物质。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的持续发展,人类对水的需要越来越多,对水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然而,我国刑法对人们赖以生存的饮用水污染防治却是空白的,刑法作为具有重大威慑力,具有刚性强制力的保障法应该发挥其应在饮用水污染防治上的独特作用。水污染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将其规定为犯罪的必要性。将水污染行为予以犯罪化是必然趋势。     

论涉医犯罪的刑事法规制

近年侵害医护人员、扰乱医疗秩序的涉医犯罪持续高发。我国刑事法律面对涉医犯罪时的疲软,难辞其咎。实体上,能够适用的罪名不全而且门槛高;既有罪名在适用上亦存在诸多盲区;对罪数问题在认定上粗糙、不充分;量刑倾向存在政策从严、实务从宽之冲突。程序上,执法不严,对涉医犯罪的处置呈现行政、民事甚至私人化现象;滥用刑事和解,忽视涉医犯罪的外部性;刑事自诉被闲置,控诉补充功能缺位。顺应我国刑事立法的功能转型与立法走向,针对具有公共性和特殊性的医疗领域增设专门之犯罪类型,强化对公众行为的规制与引导,确有必要;但在各罪设置中,尚有诸多立法议题需要明确。现时,则应充分运用既有罪名实现梯队补给;执法、司法亦要始终配套运行。     

论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安全”

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安全是指多数或不特定人的人身安全(生命、身体安全)。一方面,公共安全是与个人安全相对应的概念,故此,公共安全在本质上应当是指多数人的安全,基于此,不特定人的安全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行为最终会危及到哪一具体个人的安全事先不能确定(受害对象不特定);其二,除此之外,还应当要求行为有向危及多数人安全的方向扩展之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从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定刑的严厉性以及其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协调出发,应将公共安全的内容限定为人身安全,而不包括单纯的财产安全。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辨正

在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内涵并不一致,导致了指域上的混乱,影响了理论深化和司法实务.刑法第十三条的定义即一切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仅是狭义"犯罪"的定义.广义"犯罪"是狭义"犯罪"标准的基础上对行为人的责任--主要指正当性事由和责任能力要素的考察.两"犯罪"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等关系.为避免逻辑上的混乱,狭义"犯罪"当用"罪行"代替,广义犯罪即犯罪,包括"罪行和刑事责任"两个层次,罪为基础,责为补充.     

评董康的刑法思想

董康系中国近现代著名法律家之一,他从清末到抗日战争时期从事立法、司法工作50余年,也勤于著述,具有丰富的法律思想,尤以刑法思想更为突出.本文对董康关于刑法的起源、发展变化、刑法的公布与罪刑法定、刑法与礼教的关系、改革刑制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法律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全面的阐析.     

刑法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

一、刑法主观主义与中国当代刑法理论翻开历史画卷 ,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人类社会自从建立刑事法律制度以来 ,对犯罪者科以刑事责任 ,一般都是通过刑罚的力量来实现的 ,“然而科人以刑责 ,何以能实现正义 ,亦即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如何 ,是乃刑法思想之根本问题 ,每因时代不同而异其见解。”①一般认为 ,在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问题上 ,西方刑法学说史上最经典的对立是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之间的论战 ,两派争论很大程度上就是主观主义 (又称行为人主义 )与客观主义 (又称行为主义 )的对立。② 客观主义学派和主观主义学派…     

论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方向

在法哲学的视域中,刑法哲学是部门法哲学的组成部分,中国法哲学和刑法学的充分发展孕育了刑法哲学的生命,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有必要厘清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方向应是以下几个方面。(1)基础性。中国刑法哲学必须着力研究本体与基础问题,将厘清刑法哲学的研究范围、层次、方法与视域等作为刑法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明确刑法哲学研究与刑法法理学研究的界限,探寻刑法哲学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中的功能、价值与作用。(2)现实性。中国刑法哲学必须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宗旨,关注中国乃至国际刑法发展中的现实性问题。(3)批判性。批判性是中国刑法哲学成熟的标志。刑法哲学不能止步于对西方刑法、刑事法学派的文化史研究,从而模糊刑法哲学与刑法文化史研究的界限,应以理性批判为导向,以借鉴性而非移植性吸收为圭臬。     

关于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起点问题的思考

科学、理性的理论体系应当是一种体系性、逻辑性思考的结果。在体系性思考中,思考和选择一个恰当的体系起点,是理论体系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基础性工作。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起点的理论体系已经不能很好地符合中国法治的发展要求和刑法学体系发展的需要,而以刑罚目的为起点的刑法学体系强调刑法的理性运作和规范性特征,其基本逻辑关系表现为:通过证明刑罚目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来证明刑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通过证明刑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来证明规定犯罪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这个逻辑结构中,刑罚目的的选择是刑法学体系的核心。     

商业贿赂的刑法规制——以私营部门为例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相关概念,廓清了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具体内涵,并梳理了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层面对此进行刑法规制的概况,进而探讨了不同规范背后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完善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