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一文（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中,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力平教授通过考察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提出了自己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刘教授肯定斯坦利.霍夫曼的说法：＂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应集中精力思考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力平教授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一文（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中强调,中国学者应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放一放,集中精力思考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一文中，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包括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在前理论阶段，没有对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明显的标志是学理理论的缺失。文中把这一阶段界定为1978年至1990年，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

胡宗山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爆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五次学派争论。争论既有尖锐对立、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既展示了学科中的分歧与对立，但也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     

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转向”

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一文中,作者朱立群、聂文娟认为,在20世纪＂社会学转向＂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在又出现了＂实践转向＂。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简评

楚树龙教授的近作《国际关系基本理论》首先从外交政策和世界政治经济两个层面解读国际关系,然后用中国学者特有的眼光观察世界并在一些领域作了有益的探讨。该书始终贯穿着对人的关注,它显露的人文关怀意识和揭示问题的角度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看安全观的变化

和平与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伴随着国际关系现实的发展变化 ,国际关系理论从古典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发展到今天众多理论的百家争鸣 ,这也引起了安全观的演变。将安全观变化的探究置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框架内 ,有助于把握安全观演进的外部原因及不同安全观的理论依据 ,从而为冷战后更进一步探讨安全理论提供一个广阔的视角。     

国际社会的诺亚方舟——国际关系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维度

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状态紧密相连,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现实社会国家间的多层次状态。了解了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就能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反之亦然。从对历史的解读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本解读中我们发现:理论和现实是如此的相得益彰。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学术趣味就体现在以现实为理论根基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了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对现实社会国际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指引作用。     

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

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至少包含了该学科的研究主题和发展主线这两个因素。在过去30年里,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推动知识生产并构成学科发展的主线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派体系理论的学理论战。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合作研究的力度加大、社会学理论影响的增强和人文意识的加重等特征,但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重心的现象并没有减弱。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成立百年之际,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批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主导,提倡范式多元,主张挖掘不同历史文化资源以构建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社会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资源。作为共有背景知识的文化,既在宏观层面建构了具有相似行为方式的实践共同体,也塑造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共同体成员近似的思维方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有着自文化的印记与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互动交融。本文使用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三个案例,说明无外、道义、关系性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也试图在一般意义上阐释文化对于社会理论构建的沁润效应。使用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充斥着主义无用、理论终结和学科衰落的论调,这是对理论创新动力、周期和模式的认识偏差所致,也受到大辩论学科史叙事方式的误导。国际关系学科尽管看似缺乏重大理论创新,假设检验式研究占据主导,但一批理论工作者仍在尝试探讨地方性知识、构建中层理论、寻求理论综合与对话、进行跨学科借鉴,这些努力为未来的理论创造和进步提供了支撑。为了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应该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充分发掘社会科学的条件性,通过解决既有理论的缺陷并探索它们之间的兼容性来寻求理论突破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既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野.当今世界,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纷繁复杂、变幻多端,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局势和趋势、更好地制定对外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     

国际关系理论中情感研究的必要性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聂文娟在《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发表的《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一文中指出,国际关系学者一直以来并未对情感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但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情感与理性、情感与身份以及情感与规范都逐渐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国际关系主流学者跌入了“科学主义陷阱”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自从其诞生起，就处于争论和分裂之中。从始于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道德观之争，到50年代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论之争，再到70年代开始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作观之争，以至90年代后显现的“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本体论之争，     

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争鸣——“过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发表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一文,因其理论建树和原创性思考在国际关系学界激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过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四要素

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李滨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以及考克斯、海默等人的理论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以四个要素为共性:(1)冲突的和动态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长和在《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个让中国不同年龄段的国际关系学者叹息、焦虑、急迫甚至是无奈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在译介西方理论以及自身研究的拓展上取得不俗的成绩,尤其让人欣喜的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与学者队伍在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正如许多学者所揭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作者认为,机构中稳定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的匮乏,研究中科学与实证精神的忽…     

英国学派的发展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英国学派如今已成为非主流理论中影响力颇大的一支。随着英国学派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学科意识”的普遍增强，中国学者对英国学派的兴趣开始增长，并有意识地对其理论特征进行深入探索。作为摆脱“美国话语霸权”之束缚的成功样板，英国学派别具一格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启示．主要体现在理论定位、发展方向以及“问题意识”三个方面。     

不应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崛起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2010年12月在美国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第八届伦敦专题研讨会上演讲时表示,不应再以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他指出,西方现有国际关系两大主流理论都产生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没有脱离冷战的时代背景,存在先天性缺陷。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食洋不想化”

在《关于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回避的几个问题》（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中，作者汪金国、汪毅刚指出了“食洋不化”与“食洋不想化”对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危害。作者认为，食洋而不想化，是心理问题，是态度问题，是主观问题，是危害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