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

2011年中东地区陷入动荡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呈现两大持续性特征:与大国关系的异动和强势回归中东。与大国关系的异动主要表现为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不断及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回暖。相较于其他地区大国,土耳其回归中东显得颇为高调,也取得了某些成果。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力,土耳其能够为中东地区提供何种安全保障架构以及被地区国家的接纳程度,将决定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限度。与此同时,土耳其也是观察国际格局转变的极佳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土耳其在地区领袖争夺中暂时处于领先位置,近期的"卡舒吉事件"进一步强化了土耳其的优势地位,但决定性因素是中东乱局最终将以何种方式尘埃落定。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

20世纪初期,随着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精英移居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开始在土耳其兴起和发展。此后,它在土耳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传入初期的政治化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被工具化和武力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全面泛滥阶段,以及苏联解体后向文化领域回归的阶段。当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仍有其存在的政治和学术土壤,在土耳其对外经济和文化活动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并成为土耳其加强与某些突厥语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基础。在其他主要突厥语国家和地区中,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也重视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功能,而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对泛突厥主义持强烈的戒备态度。     

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演变及前景

21世纪以来,充当区域大国的理想抱负深刻影响着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以2013年为界,在此之前,土耳其地区政策奉行"零问题"睦邻外交,但之后土耳其开始积极干涉地区国家事务,其地区外交政策向"积极进取"的外交模式转变,颠覆了其固有的中东模范国家形象。这一重大变化固然与土耳其长期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但更受中东动荡局势的催化和影响。应该看到,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跳跃式变化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不稳定性和反复性将成为土耳其外交的长期态势。     

"9·11"凸显土耳其

土耳其位于西亚尽头,连接欧洲,人口约6500万,国内生产总值1800余亿美元,军事力量在北约中位居第二,是北约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和具有实力与影响力的地区大国."9·11"事件至今,土耳其由于其特有的地缘政治、宗教和文化背景以及与美国的独特关系,在美反恐行动、稳定阿富汗局势、解决伊拉克问题和日益严重的巴以冲突方面都发挥着重要影响,为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所瞩目.     

中东强国的战略追求及发展环境探析

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当下中东四大强国。沙特谋求的是阿拉伯世界领袖,伊朗和土耳其梦想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以色列则对国家安全最为关切。从国家发展环境来看,以色列最佳,土耳其次之,沙特随后,伊朗最差。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际比较:地位、职能与运作

在内外安全挑战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今天,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统筹和协调全局性的国家安全工作,日益成为大国的通行做法。在德、英、日等议会制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隶属于首相或总理府;在美、俄、韩等总统制国家,则由总统直接统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咨询和建议,对安全形势进行研判与战略分析,统筹与协调,情报综合与分析以及危机应对与处理。根据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以及功能领域的差别,大致可分为美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和土耳其模式。美国模式更强调外部安全,俄罗斯模式更倾向于内外安全兼顾,而土耳其模式则代表了一种演进中的、不稳定的形态,随着军人在政治结构中的角色弱化和影响力衰减,将逐渐向前两种模式演化。     

网络化趋势给政治发展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给人们的政治生活带来各种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挑战 :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受到冲击、公民政治参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公民权利的保障遭遇困境、国家安全的维护难度增大。     

2015年东南亚地区形势：政治转型与区域秩序发生深刻变化

2015年,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区域合作等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地区国家政治转型与社会变革持续进行,多数国家政局总体稳定。受世界经济发展大环境不佳等影响,各国经济下行压力普遍增大。东盟经济共同体宣告建成,区域一体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有所升温,大国博弈下的地区秩序演变更加复杂。     

宗教政治组织合法化、政党化现象分析

近二三十年来,亚非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一批宗教、教派主义势力纷纷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乃至上升为本国政坛的主要力量。伊朗伊斯兰共和党（现为伊斯兰联合党）、阿富汗塔利班、印度人民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等曾相继登上国家最高权力宝座。以色列全国宗教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等有的曾经甚至依然是本国政坛的重要力量。尤其是近期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一些激进的宗教政治组织呈现向合法化、政党化转型势头,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一度在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2006年哈马斯还一举夺得执政权,成为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演进中的一道独特风景。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存在,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对相关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关系等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球难民危机与难民外交的兴起：土耳其的角色

难民外交是指国家将难民问题工具化用以实现外交目标。难民外交具有道义约束强、议题联系广、地缘政治属性强等特点,主要分为公共型、干预型和交易型三种类型。从2010年持续至今的难民危机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土耳其利用难民问题推行对叙利亚和欧盟的外交议程,主要表现为干预型难民外交和交易型难民外交,通过大打“难民牌”实现自身外交目标。土耳其的难民外交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利益、维护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等目标,但面临道义与利益的矛盾、目标与手段的错位、意愿与能力的失衡等三重制约,这对认识当代难民政治化、难民与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与以色列的应对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态势日益明显,以色列面临越来越多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以色列通过开展一系列军事、政治和外交政策予以应对。在国内层面,以色列通过维持庞大的国防开支和构筑多层次的防空体系,保卫国家安全;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以色列努力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积极维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同时以强力手段震慑可能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境外敌对力量。但在未来,以色列仍将面临内部政治纷争、巴以问题升级和美伊博弈加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土耳其政治转型的进程与影响

2017年修宪公投后,土耳其启动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转型,这是土耳其历史上又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在转型过程中,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充分发挥选举制度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优势,利用其在长达十余年的执政过程中积累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民意基础,从2014年总统直选、2017年修宪公投取得成功到2018年总统制下首次总统选举胜出,通过渐进方式较为顺利地实现了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此次变革强化了总统权力,使得正发党与民族主义行动建立的"人民联盟"赢得执政权,政府权威得以重塑,同时也为埃尔多安总统实现再次连任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政治转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土耳其政治发展中国内政治分裂、政治波动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历史痼疾,也将对土耳其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产生深远影响。     

中东格局变动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伊斯兰教的创立和发展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生态产生巨大影响,并在穆斯林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在西方国家侵略和操纵之下,伊斯兰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政教分离与世俗化的政治制度.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危机、以色列威胁和西方大国的刻意操弄等内外因素影响下,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经历多轮周期性复兴大潮,但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并未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种种问题,反而给中东地区的国家治理与主权国家体系带来较大冲击.迄今为止,政治伊斯兰仍是塑造中东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力下降或为大势所趋.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安全矛盾,特别是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笔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要复杂得多,其背后是正在渐获动力的亚太安全架构转型。从内涵上看,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带来了四方面安全挑战:权势转移引发的安全竞争、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安全后果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问题。尽管发展方向尚不明确,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仍显现出两个重大趋势,即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正逐渐为一种后冷战结构所替代,亚太安全架构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渐由美国主导转向由亚洲国家主导。要推动亚太安全架构朝向更加合理与自主的方向转变,亚太地区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打造符合21世纪和平发展特征的规则体系,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能力,为真正承担起维护亚太和平安全的责任做好准备。     

土耳其大选与埃尔多安的“新时代”

<正>2014年堪称是当代土耳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安伊高铁"[1]的开通和首次总统直选,彰显了土耳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当选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及其新政府全面推动实现"土耳其梦",正在向人们展现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时代"。埃尔多安的胜选及其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揭开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时代"。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成立于     

非传统安全挑战下的准军事力量安全角色重塑——基于土耳其、波兰和乌克兰的比较分析

准军事力量是民族国家概念与西方现代军事制度的早期实践产物,是一种在组织结构、文化甚至职能上与军队类似的半军事化力量,并拥有显著的政治属性。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脆弱民族国家雏体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共同拓展了非正规武力的使用空间和暴力的道德尺度,强化了军事精英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与议程中的影响与作用。这构成了一种准军事主义的社会性文化土壤,直至冷战末期都被镌刻并保留在一些国家的制度记忆与民族身份的象征符号中。21世纪全球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上升推动了不同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使准军事力量获得了新的安全角色转型契机。通过对土耳其、波兰和乌克兰不同准军事力量的形成、演变和当代角色调整的比较,可以发现三国的准军事力量的模糊性在制度和规范影响下弱化,且在军队与警察之间获得更清晰的角色定位,并从原先的文化产物转变为制度产物。     

当前中东安全局势及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影响

中东变局三年多来,地区安全局势变得日益复杂。除了传统热点问题之外,由政治转型引发和激活的地区教俗、教派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和社会矛盾正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新因素。埃及围绕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博弈不仅造成该国社会分裂,也对地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致使地区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恐怖主义势力趁乱扩张并有向区外国家溢出之势。此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导致原有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造成地区国家之间关系出现新的紧张,而美俄等大国在中东乃至全球事务中的互动也对中东安全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东传统热点问题依然是影响地区安全和地缘政治关系的主要因素,而持续深入转型将成为中东各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与中东关系将基于这一趋势而发展,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应以此为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中东事务,促进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中东国家实现平稳转型。     

土耳其敢扇美国耳光

近一段时期,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境上可以说风声鹤唳,阴云密布,让人有一种大战一触即发之感。众所周知,对于土耳其而言,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历来都是威胁其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最大祸患,土政府早就欲除之而后快。对于土耳其计划出兵伊     

论中东的水争夺与地区政治

本文依据最新资料,全面研究了当代中东地区的水资源状况,将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约旦河流域的水问题与战后中东政治发展和地区安全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别从合作、冲突和战争等多方面来加以论述和分析。要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合作与发展,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和分配,将是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最终解决需要各方的政治决断。     

区域合作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由于各区域的自身特点不尽相同,合作的基础和形式也各有不同,但发展的趋势则有很大的趋同。从经济层面来说,区域合作既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又适应地区国家争取“多赢”的需要;从安全层面来说,区域合作,既有助于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又是地区国家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区域合作首先是以地区国家的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国家参与区域合作也是以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