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空间阵地控制

虚拟空间犯罪具有犯罪活动隐蔽性强、犯罪黑数高、犯罪辐射能力强、社会危害大、犯罪辐射能力强、社会危害大等特点。对虚拟空间犯罪的侦查应采取多元化侦查模式,结合最新防控措施,对虚拟空间犯罪进行防控和打击。其中对虚拟空间应进行阵地控制。     

虚拟空间涉毒犯罪研究

虚拟空间涉毒犯罪,就是以虚拟空间为载体实施的各类涉毒犯罪活动的总称.随着公安机关在现实空间打击涉毒犯罪力度的加大,涉毒犯罪分子将涉毒犯罪转移到虚拟空间进行,通过网络销售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传授制毒方法和工艺等涉毒犯罪已经产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虚拟空间涉毒犯罪具有隐蔽性更强,智能化突出,行为人的低龄化态势明显,与电子商务、物流寄递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特点.遏制虚拟空间涉毒犯罪应坚持打防并举方针,具体应加强对虚拟空间、电子商务平台和寄递物流业的监管,做好预防工作；加强虚拟空间涉毒阵地控制、运用信息化手段和控制下交付措施打击虚拟空间涉毒犯罪.     

基于社会控制论的非常态时期犯罪预测模型的建立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使各类犯罪现象出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仅表现在犯罪类型结构的骤变,更体现在犯罪数量较以往的显著差异上。针对此次疫情,及时总结归纳并建立基于突发事件社会环境下的犯罪预测模型成为警务情报部门工作研究的重点。以犯罪预防学中的“犯罪三角”理论范式为基础,根据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类犯罪呈现出的特点,综合评估预测犯罪管理者、犯罪监管者、犯罪操训者三类犯罪防控主体在诸多疫情防控措施作用下的犯罪防控效能。建立基于突发事件的犯罪防控效能评估预测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犯罪预测中因突发事件等特定环境变化带来的预测盲区,还可通过预测结果,为各类疫情防控措施提供有力保障。     

走向美好生活向度：城市“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治理及逻辑演进

城市“党群服务中心”是党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坚强战斗堡垒。在新时代随着城市空间治理呈现多元化和多样性趋势,政治空间与生活空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规划空间与实际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以及空间权益配给等发生了诸多变化与调整,这也对党群服务中心提出新要求;为了进一步促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治理,在加强基层党建的政治引领下,建构多规合一空间治理机制,促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协同性,不断完善和提升数字赋能增权机制,不断整合与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城市治理空间,真正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共建共治共享。     

从犯罪拐点看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稳定奇迹的延续发展,有赖于对现实空间传统犯罪与赛博空间网络犯罪的有效治理。传统的组织化调控手段日臻完善,尤其是对于盗窃等街面犯罪和现实空间的立体化防控推动了犯罪拐点的形成。随着数字社会来临,网络犯罪成为影响社会长治久安的顽疾,网络黑产的严峻挑战使传统的组织化调控暴露出系统性危机。为此,推动组织化调控的治理转型成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中之重。     

基层社会治理视野下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防控对策

黑恶势力犯罪一直是危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颗"毒瘤",近年来出现软暴力行为突出、组织公司化、弱势群体黑恶化、"自己打伞"等新的特征,持续加深社会危害性。对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综合治理的考察发现,目前存在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控尚未有效形成执法合力、重点人员管控疏漏以及化解矛盾机制不畅的现实治理困境,影响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效果。因此,应以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入点,落实群防群治的多元治理主体,加强各部门之间联系,并有效落实重点人员管理,夯实矛盾化解链条,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反向实现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全面防控。     

网络交易平台诈骗犯罪及其防控——以300份判决书为样本

网络交易平台诈骗犯罪的基本构造与传统诈骗犯罪无异,但缺少传统诈骗犯罪的案发现场,具有发案类型多样化、非接触性信息化、犯罪门槛低等特点。在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交易平台诈骗犯罪是网络交易平台与用户数据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规范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与完善用户数据保护成为防范此类犯罪的关键。网络交易平台的多样性和非接触性信息化加大了对犯罪进行打击和防控的难度,要从网络交易平台管理和个人数据保护两个方面进行治理,同时加强行政管理部门的相互协作,确立不同部门之间执法数据共享机制,从而构建完善的网络交易平台诈骗犯罪防控体系。     

精神障碍者暴力犯罪：成因与防控

精神障碍者暴力犯罪防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精神障碍者暴力犯罪的原因,在社会治理层面,存在着社会矛盾复杂、邻里纠纷激化、精神障碍者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在家庭层面,存在着婚姻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在教育层面,存在着法治教育与心理教育不完善等问题。构建精神障碍者暴力犯罪防控机制,可以探索将精神障碍者犯罪防控问题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加强婚姻及亲子专项法律宣传与心理辅导,从学校与社会视角展开法治与心理健康教育,同时搭建司法数据对接机制。     

以数据治理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数据治理是以信息化为引领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的关键性基础环节。在防控实践中,数据治理面临数据文化未落地生根、缺乏标准化分析模式、数据孤岛问题凸显等困境。对此,在迈入大数据时代的当口,数据治理不仅要向前看,借大数据东风;还要向后看,重视小数据与大数据的联系,从小数据治理传统中汲取智慧。只有向后看,重视小数据,注重基于相关性的风险评估、基于科学实验的量化分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可视化分析、基于犯罪数据的防控决策,才能更好地向前看,把握大数据带来的历史机遇,以大数据技术夯实治安防控的文化基础、数据基础、技术基础及理论基础。     

基于犯罪大数据的社会治安精准防控

数据之中蕴藏着社会发展与犯罪治理的规律,犯罪治理如何适应大数据浪潮成为在立体化治安防控中开展循数管理的关键。对此,我国应重视"犯罪大数据"问题,从把握大数据与小数据、理论与数据、相关与因果、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出发解读犯罪大数据,据此研判数据驱动下的治安防控精细化发展趋势,提出犯罪的精准防控范畴,为大数据时代犯罪治理模式的升级开辟进化之路。作为日常性治理战略的战术延伸,精准防控是为解决犯罪治理的"短板问题"而提出的,在"人力+科技""传统+现代"治理技术的有机融合下,具有系统性、多层次、全方位、前瞻性、整合式的应用表现。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的新思路

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制度主要有累犯从重处罚制度、部分前科报告制度以及特定职业禁止制度。这些制度反映出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存在重惩处轻预防、重防控轻治理的倾向,与社会管理创新政策直接冲突。为此,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应尝试建立帮教防控一体化、常态化机制,实现路径上,通过建立累犯累进加重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和专门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帮教机构等途径完成。     

当前新疆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及防控对策

当前,新疆恐怖主义犯罪在犯罪模式、犯罪手段、犯罪频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追溯其犯罪因由,主要有经济、国际政治、地缘环境三个方面的因素。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同步实施防控新疆恐怖主义犯罪策略。宏观层面:大力发展经济、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加强民族团结,孤立少数分裂分子;微观层面:完善反恐法律法规、加强反恐情报与预警机制建设、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合理调配警力加强防控。     

犯罪心理研究在犯罪防控体系中的价值

在治理犯罪问题上必须具有政治的高度和社会的广度。政治的高度意味着犯罪防控不仅仅是刑事司法领域之事,更重要的是社会政策和社会关系的调整;而社会的广度在于犯罪防控不单单是法律之事,还需要我们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提出一个完整和谐的犯罪预防对策,从而建立整体和谐的犯罪防控体系。这当中,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态势分析与体系化应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成熟应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地域性职业群体出现,经济发达地区两龄化受害群体较多,犯罪技术手段与产业链条迭代升级,上下游黑灰产业链分布广泛等。在犯罪治理上存在个人信息泄露、发案量高侦破率低、技术对抗劣势、地域性职业群体社会不良导引作用明显的难点与困境。基于犯罪综合治理立场,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加强行业管理,注重源头及综合治理;推进技术研发,提升识别与反制能力;强调重点地区治理,重点人群预防;促进协同治理,深化跨国家跨行业合作。     

基于犯罪可防控性分析的社区警务新发展

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在给城市的经济、教育、就业等注入活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都市社区大量涌现。城市生活中,社区既是人们交流、活动和生活的主要空间,同时也是矛盾和犯罪的集中区域。公安机关为有效治理社区犯罪,构建社区治安防控体系,不断创新社区警务改革,完善社区犯罪防控制度。以犯罪热点分析及驱动因子为基础的研究,有助于辅助公安机关在宏观上合理掌控犯罪规律,科学配置警力,提高社区警务实战效能。     

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链犯罪治理研究——基于产业链形成的“四维对接”机制

当前,在互联网通信、移动支付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与诈骗犯罪需求相应的黑灰产业链不断滋生蔓延。从犯罪需求链、犯罪企业链、犯罪空间链、犯罪价值链维度对黑灰产业链的运行程式分析,发现黑灰产业链是由以上4个维度在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面上对接形成。为了扭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产业链相关犯罪支撑发展的被动局面,一要破坏犯罪供需链维度的正常运行;二要加强犯罪企业链维度的阵地控制;三要落实犯罪空间链维度的管控治理。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住区犯罪空间防控探索——基于CPTED理论视角下对我国城市住区的个案考察

城市住区是犯罪的高发区域。目前,＂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模式（CPTED）在国外发展迅速,影响广泛。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机构将该模式运用到社区建设中,效果显著。该模式根据自然监视、接近控制、强化领域、活动支持、维护保养等原则,对城市住区环境进行合理规划、设计与改造,以减少犯罪、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在此视角下,通过个案考察我国城市住区犯罪的空间与时间分布、空间因素与犯罪及居民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可知,我国城市住区环境在犯罪预防功能上存在较大缺陷。因此,在充分运用各种现有犯罪防控手段的同时,应大力加强犯罪空间防控方面的比较研究与实证研究,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现有法律与标准,并积极引导、强化落实,开辟犯罪防控的新路径。     

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责任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颁布与实施为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设置了风险防控这一犯罪预防性责任。犯罪风险防控责任来源于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治理领域所承担的主体责任，并以风险防控作为责任的价值目标。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条文规定，犯罪风险防控责任由信息核检义务、特定行为禁止义务、合理注意义务以及侦查协助义务四项基本义务构成。犯罪风险防控责任需通过确立政府监督者地位、提高义务履行标准、限定责任承载范围以及完善既有评价机制的方式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领域予以落实。     

在京外国留学生犯罪研究

在华留学生犯罪出现犯罪低龄化、侵财型犯罪比重较大、犯罪情节轻微、案情简单的特点,应从加强外国留学生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公安机关与学校的共同管理、寻求高效便捷的办案机制等方面对在京外国留学生犯罪进行防控。     

强化社会防控机制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新时期社会防控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刑事案件大幅上升,犯罪危害明显加大;社会治安问题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社会防控机制弱化和滞后的主要原因:打击力度与犯罪上升势头不相适应;治安管理措施与疏漏增多不成比例。强化社会防控机制的主要对策: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最重要的保证;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是预防和遏制犯罪的关键措施;全面加强治安管理工作,才能有效促进社会治安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