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民生领域政策供给主体的界定——基于政府信任数据的分析

公共政策的失效跟社会个体对政策供给主体的信任有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成为社会个体最敏感、最关注的公共政策。基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有关政府信任的数据,对民生忧虑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做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民生领域中的政府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污染忧虑中的噪音污染、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安全问题,显著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医疗忧虑中的看病贵问题、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公共设施问题,显著提高中央政府信任;水污染、噪音污染忧虑和居住忧虑,显著降低地方政府信任。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政府信任"的政策主体界定新模式。这一新模式有别于以行政权力层级来界定公共政策供给主体,既可以提高民生领域中的政府绩效,改善民生问题,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从总统弹劾案浅析韩国选举政治腐败的成因

选举政治腐败是韩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痼疾。其成因在于:韩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威权主义的政府体制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自由的选举制度与薄弱的法制基础。只有真正打破威权主义支配,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才能迎来韩国民主政治的春天。     

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

威权主义政治通常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在合法性外衣下的高度集权，具有高度的压制性。威权政体的主体一般是有威望、有实力的政治家，通过自己的影响或权威手段对国家进行强制的、高效的统治。从功能上讲，这种政权基本上是出于国家、民族利益，依据社会的需要，     

东亚型资本政治：威权体制、资本理性与现代化

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采纳了资本制度和威权体制,二者之间的结合是基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威权体制、资本理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东亚型资本政治形态.由于现代化内含着发展的逻辑,由此造成威权体制与资本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造成"硬威权主义"向"软威权主义"转变.     

略论东亚威权政体转型的现代化启示

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正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东亚威权政体转型的当代启示

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推动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数据,文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政府信任对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文章对政府信任作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二元划分,并将政治参与区分为制度内政治参与和制度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文章重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政府信任对制度内外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对制度内政治参与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作用。公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参与村居投票选举活动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然而公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对制度外政治参与没有显著的影响,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会明显激发制度外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     

非传统型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成都市民的调查

通过对成都市大样本调查,研究成都市民的非传统型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政治参与为因变量,探讨年龄、教育、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兴趣、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等政治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情况。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教育、政治兴趣、地方政府信任以及内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和政府官员信任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中,政府官员信任以及内部效能感两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对政府官员信任越高,收敛型政治参与水平越低;内部效能感越高,发散型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更加侧重于操作层面并且涉及区域利益竞争,这就决定了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性。目前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还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公众政治参与素质、制度保障、行政主体观念以及公众参与途径有限等因素的不利影响。要通过克服传统政治文化负面影响、培育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与公民社会、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转变地方政府行政观念、重估公众参与价值、拓展公众参与路径等措施,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效果,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     

政治参与和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的实证分析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评价性取向,显示公民对政治系统情感支持的水平。基于对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公民政治参与和治理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对高层政府信任有正面作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都有负面影响。治理绩效中公民的政策结果满意度、政府过程满意度和政府形象满意度对高层政府信任和基层政府信任都有正面作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要提高政府信任度,一方面需要提升制度化参与效率,妥善处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治理绩效,提升公民对政策结果、政府过程和政府形象的满意度。     

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分析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治参与因素中参与居委会投票对外在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成为工会会员能提升内在效能感;政治心理因素中政治信任因子可以显著增加外在效能感,但却会减少内在效能感,而其中政治认知因子会同时提高其内、外在效能感;主观社会地位因素中主观阶层地位可以增加城市居民内、外在效能感;人口学因素与内、外在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相比较而言,这四个因素对内在效能感的影响要大于外在效能感。     

西方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与利益冲突的政治学分析

西方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与利益冲突受制于实证主义“价值中立”以及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局限;根源于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妥协。西方学者运用“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概念揭示了公共政策运行中的政治悖论,提出重建“契约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具有革命性意义。     

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威权主义”评析

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中不仅有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更重要的是有"政治模式";而"政治模式的核心"是"英才主义民主",也就是"威权主义政治"。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曾有一次"新权威主义"问题的讨论,但因讨论题目离现实太远而不了了之。现     

政治信任起源：文化论与制度论的解释路径及其超越

政治信任起源的解释路径可分为文化解释论和制度解释论两类。前者认为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规范,涉及政治文化、社会资本、人际信任等社会文化环境;后者主要从理性选择假设出发,认为政治信任来自于对政治制度可信性的理性评估。两者关于信任起源的解释都存在方法论上的不足,文化主义存在着目的论和解释有限性的问题,而制度解释论存在工具理性的局限性,两者表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缺陷都可能成为探究政治信任起源的障碍。要理解政治信任是如何加强、减弱或巩固的,就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将制度解释论与文化解释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政治信任问题的价值判断和制度判断的要素加以分解并进行量化验证,以此为基础提出政治信任变迁或者形成的可能路径。     

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权威主义政治及其走向

叶利钦时期,“超级总统制“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最终形成.普京执政以来,延续和深化了权威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为俄罗斯大国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后果.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及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政府信任的理论解读

政府信任对政治系统的秩序维持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理性的政府应选择与公众建立良好的政治互动关系。就政府信任的产生而言,政府信任高低与否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就政府信任的效果而言,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功效。理性的政府要有意识地使人们能够从内心深处"回忆"起国家的民族精神或对政治制度中的基本原则的崇敬之情,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要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亲和力和接近感,实现有机的"社会团结";要尽力以较低行政成本取得较高政治生产力,提升政府政治声誉,提高政府施政绩效。     

一党长期执政的民主空间

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东亚的一党政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多党政治中脱颖而出的.这种政党制度及威权主义体制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并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各国政党制度之间的差异很大,这是导致它们或是一党长期执政或是执政时间较短就发生政治转型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这种差异性表现在政治制度是否具有较强的现代性指向和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以及是否与本国的发展水平保持适应性等方面.在具有较强现代性、较高制度化水平的一党体制内,可以容纳很大的多元竞争.     

构建权威与民主有机结合的现代混合政体——风险视角下后发国家政体选择的反思与超越

后发国家在政体选择方面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大多数国家在威权与民主之间多次反复,人民备尝政体崩溃或治理失败的痛苦。无论在威权时期还是民主时期,后发国家建立的都是只包含单一政体元素的简单政体。简单政体是不稳定的,简单的威权政体或者民主政体都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后发国家要有效防控政治发展风险,需要超越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这种简单二分法,建立权威与民主有机结合的现代混合政体。现代混合政体兼容权威与民主两种政体元素,这使其既能够保持稳定而强大的政府,保护主权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害,消除政治极端化的隐患,避免政治转型付出巨大代价,为公共治理、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防止国家治理陷入困境;又能够使政府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促使政府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开展选举训练,提高治理水平。     

公共政策、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交易成本视角探析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来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框架。在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下，公共政策可以视为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投票者之间政治交易的产物，其本质是政治契约。由于契约双方的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如有限理性、投机主义、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等，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分析公共政策契约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设计节省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政策效率，实现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