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立法缺失 ——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现状谈起

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关系密切.监护人在实施监护行为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类型的问题,国家对于此等方面的立法尚需更加具体和明确.为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亟待完善监护制度和规制监护人监护职责方面的立法,以期形成健全的保障体系.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刍议

《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及其监护权的撤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但仍存在些许问题。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撤销是亲权、监护权及国家亲权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应当符合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在研析相关概念、制度体系及借鉴不同法系国家与地区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之上,从完善监护内容、监护权的分类别撤销与细化撤销之法定事由、落实监护评估机制及建立诉讼监护人制度等角度提出完善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督监护制度的选择与未来

2019年11月,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总则部分增补了诸多内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强化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确立国家亲权责任、增设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强制报告制度等。其亮点之一则是新设了"政府保护"专章,助推了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进程。尽管如此,就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而言,基于监护监督制度的专属性、立法设计、公权力介入方式、国家监督职能受限等原因,国家监督监护与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尚未得到完美衔接。因此,应当明确监督主体、明晰监督对象、明定监督义务、细化强制报告制度,方可有效实践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从而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现行监护制度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作用分析

在我国,由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权利无法实现,有可能还遭受着身体或精神健康的威胁,因此,未成年人意外死亡和犯罪率高发在我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此前的《民法通则》中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存在内容过于简单宽泛,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以及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新通过的《民法总则》较之此前对监护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监护资格、监护类型、监护撤销、监护责任等多个方面对规则加以完善,给未成年人的保护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法律保障。     

监护侵害行为的刑事法规制研究——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视角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处理监护侵害行为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与《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衔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相契合;二是监护侵害行为报告主体的开放性便于有效打击刑事犯罪;三是检察院代表未成年人以虐待罪向法院起诉并未突破现有刑法框架。刑罚处罚措施与非刑罚处罚措施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两种形式,对于监护侵害行为刑罚处罚方式的完善,应从确立剥夺监护权的资格刑与增设亲职教育两个层面展开。     

论我国公益监护人制度之完善

近年来，法院在审理变更抚养纠纷案件时，时常会遇到当事人将未成年人弃之不管或有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宜发生。由于受到法律等因素制约，我们的公益监护人没有办法积极主动介入，致使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同时，也成为法院棘手处理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公益监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议民政部门作为我国公益监护人，并同时提出了具体完善的建议。     

网络时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导致他们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其个人信息。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还不健全,监护人同意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的监管主体模糊,监督措施不统一。我国应该借鉴域外相关法律法规,健全法律保护体系,完善监护人同意制度,明确监护人权利义务,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监督机构。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共同努力下,增强对未成年人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提高其自我保护意识。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

<正>【主题导引】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精义的要求,在民事领域,现代国家都确立了诸多相关制度,从而在规范的层面上体现并且实现这种精神,其中的相关制度就包括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和未成年人财产信托制度等。对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而言,其针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相对更加多元,既包括财产权又包括人身权,而未成年人信托制度对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则主要是财产权。毋庸置疑,这些制度的最终价值指向都是使特殊情形下的未成年人利益得到最大的保护。然而,特别在我国,无论未成年人     

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对于任何国家,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然而,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分析,阐述了不同学者对未成年人监护的性质的认定,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完善的建议。     

论《民法总则》第36条的撤销监护制度

《民法总则》第36条对于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撤销是"全有"或"全无"的选择,非此即彼的判决结果恐无法有效平衡被监护人利益保护与维持监护关系稳定之间的关系,无法应对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实践中侵害未成年子女特有财产、损害子女权益的状况频发,救济途径有限。可借鉴域外经验,设立监护职责部分撤销制度;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人身监护职责和财产监护职责的具体内容,从财产监护职责入手,确立出具财产目录和财产管理汇报制度,并完善法院主动审查机制,确保监护职责撤销与调查评估、心理干预、社会观护、案后回访等机制稳妥衔接。     

检察视角下监护侵害犯罪与监护权撤销的刑民程序合一机制的探析

监护制度是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制度之一,当涉罪监护人严重侵害其监护的未成年被害人时,为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及时撤销该监护人的监护权,重新确定符合条件的新监护人。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参与支持撤销监护权之诉时常面临众多困境,如撤销之诉启动难、监护侵害犯罪之诉与撤销监护权之诉衔接不当以及撤销后监护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构建监护侵害犯罪与监护权撤销的刑民程序合一机制,可以提供合一的程序平台,同时解决监护侵害的犯罪认定与监护人监护权撤销两种诉讼的接替问题。通过增设诉前监护状况评估程序、规范撤销监护权之诉的启动程序、完善监护侵害犯罪刑事与撤销监护权民事程序的衔接程序以及细化监护权撤销后的跟踪、回访程序,构建刑民程序合一机制;同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专业优势及法律监督职能,推动国家责任理念在刑事、民事司法层面的落实,在尊重诉讼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研究

近年来,科技与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人民的物质水平提高,对于精神需求要求越来越高,可大人们忙于追求精神财富的同时,未成年人的精神及身心健康问题却无人问津,由此未成年人相关问题层出不穷。例如:父母虐待儿童、流浪儿童无家可归、未成年人犯罪等,这些事件让我们为之揪心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思索。本文将从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以及其目的和宗旨出发,分析现行相关制度的缺陷,并借鉴国外相关监护制度,提出相应解决措施,提出合理性建议。     

监护人到场制度执行中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讯问、询问未成年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但从目前执行的情况来看，监护人到场制度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如监护人通知不到、不愿到场；受办案时间限制，来不及到场；旁听讯问在押的未成年人有难度等等，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来。本文认为应当修改增加讯问未成年人律师在场的规定，以完善这一制度。     

特殊信托制度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应用——以美国特殊信托制度为例

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保障是未成年人监护中的核心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飞快发展,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已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以抚养信托、特殊需要信托、禁止浪费信托、自由裁量信托、保护信托等为主的特殊信托制度是美国未成年人监护中较为重要的替代性制度。这些信托制度之所以逐渐被美国司法和立法所认可,取得了较快发展,并成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重要替代和补充,主要得益于特殊信托对外效力的保护与限制、委托人意思自由与受托人专业管理,以及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的认可等方面的原因。在现行信托法框架下,我国目前还不能实现禁止挥霍信托、特殊需要信托的法律效果,尚需完善相关立法,不仅包括信托法还包括社会救助政策以及税收等配套制度,从而推动特殊信托的发展,更好地保护未成人的合法权益。     

涉罪未成年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构建

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具有一定关联。对于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强制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一定时限亲职教育,有助于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预防未成年人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促使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掌握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弥补现行法律关于监护干预措施的不足。应当明确强制亲职教育的主体、对象、法律依据、执行、结果反馈与监督等制度性因素,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有效衔接,落实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论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的保护

根据法律规定，未满18周岁的公民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应当在监护人的监护下成长。但是，在我国却有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未能得到有效的监护，处于监护缺失状态，这种监护缺失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也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将探讨是什么导致了未成年人监护缺失，以及如何有效保护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新情况,在实践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也 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重构。建议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建立监 护监督、惩戒制度,完善监护的设立、变更、撤消、恢复制度等。     

“临时监护措施”实施主体及实现条件探析

《民法总则》第36条规定法官在判决撤销父母等监护人资格时,必须为儿童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但并未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等问题作出进一步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是承担临时监护责任的主要主体,但对其承担具体临时监护责任的方式和条件则没有规定。临时监护措施既是适用临时撤销监护人资格措施的必要条件,也是确保永久撤销监护人资格必要性的安全阀。民政部门已经开始积极探索承担国家监护责任的路径,如何以法律形式明确临时监护措施实施主体的独立化,财政经费预算的专门化,儿童安置、父母指导、监护评估的专业化是当务之急。     

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的分析

通过分析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的特点可知,未成年人被害预防和被害后保护存在三大难点,即未成年人被害性突出、监护监督缺失、被害赔偿存在法律障碍。解决这些难点的对策是减少可得减少的被害性,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建立监护指导制度,增设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和建立强制赔偿制度。     

利益衡量与场景实践下的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研究

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亟待立法及司法综合施策,目前存在保护制度失序、责任不清、可识别性界定方式单一且缺乏可操作的判定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事实认定较难等问题。未成年人信息在属性特征、利益衡量等角度不同于成年人信息,基于监护关系和亲权关系,承载了未成年人和监护人的双重利益。在场景方面,面对信息业者对未成年人信息的利用的各种需求,建议立法和司法应秉持细化场景规则的理论,并引导行业自律,特别是教育者对未成年人信息的知情需求、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信息的保护需求、政府对未成年人信息的共享需求,亟待平衡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内在张力。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信息建立统合式法治保护体系,破解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