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中国化进程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虽然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实践中"出庭难"现象仍为突出。警察"出庭难"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在分析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及我国立法背景的基础上,对出庭警察的证人身份进行类型化分析,结合证明责任的逻辑结构,揭示导致警察"出庭难"的根本原因,并立足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进路。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证人作证有关制度为视角

<正>2012年3月14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证人出庭制度,并"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的有关内容,这是刑事诉讼法制的进步,应当肯定其里程碑式的意义"①。侦查人员出庭直接参与法庭质证是"目前中国刑事审判中证人普遍不出庭的‘笔录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率先推     

警察出庭法律地位研究

警察出庭研究已从探讨其"必要性"转为构建出庭规则。警察出庭的权利和义务是实现警察出庭解决专门性问题之功能的保障。警察出庭的证明目的分为证明案件事实和证明证据可靠或侦查活动合法。警察出庭作证陈述对象包括证明案件事实、证明鉴定见可靠和证明证据收集或者侦查程序合法。警察出庭陈述的证明对象决定了警察出庭作证时的身份是类似于证人还是司法鉴定人。现场勘查人员、侦查实验实施者、负责全案分析的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鉴定人出庭作证时,其法律地位与司法鉴定人类似。履行见证、监督侦查活动的专家出庭作证时其法律权利义务与证人相同。     

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

证人出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很少且不规范,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由于证人出庭具有丰富的诉讼价值,因此,急需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使其得以正常运转,有效地促进司法公正的逐步实现。     

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证人拒绝作证 ,特别是拒绝出庭作证 ,已成为多年来困扰刑事司法审判的一大难题。证人不出庭作证 ,对控辩式诉讼架构有很大影响 ,它使直接言词原则无法得以完整的建立。排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证人的证言笔录的法律效力 ;赋予询问通知书和出庭通知书以强制效力 ;规定拒绝出庭作证是一种妨害刑事诉讼秩序的违法行为 ,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制定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 ,是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构建的设想。     

证人信息保密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是诉讼的客观现状,切实解决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是有效改变"证人作证难"的现实之举。在我国司法资源紧张的国情背景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以及证人安全保护制度的建构条件尚不成熟,但作为一种探索,建立证人信息保密制度是切实可行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证人信息保密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是诉讼的客观现状,切实解决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是有效改变"证人作证难"的现实之举。在我国司法资源紧张的国情背景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以及证人安全保护制度的建构条件尚不成熟,但作为一种探索,建立证人信息保密制度是切实可行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试论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和核心,而证人证言又是证据种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说真话率低,被法院采用的就更低。这严重妨碍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制约了办案效率,影响了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我国证据制度中有关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完善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之思考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警察不出庭作证现象长期存在,与当代强调程序利益的庭审要求格格不入。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增加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从此,警察出庭作证有了法律依据。该制度的确立,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实现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推动国家法治的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警察不出庭作证源于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不健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之弊端的影响、警力不充足、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以及警察内在的因素。在新刑诉法背景下,应该针对存在的问题,从立法上和司法上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警察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我国目前通说中的证人概念是:“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也就是说,证人必须是诉讼参与人之一。而诉讼参与人,“是指除专门机关依其职权办案的人员以外,享受一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而参加诉讼的人。”由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是专门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证人的范围就不能将侦查人员包括在内。因此,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不仅在实践中十分少见,而且在法律上和理论上没有根据。依照上述对证人的定义,侦查人员不是诉讼参与人,当然就不能成为证人。这样,警察是否应当出庭就成了一个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若干问题

警察出庭作证和普通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需要警察出庭作证,目前主要限于被告人不认罪或控辩双方有争议的案件以及控辩双方有一方要求警察出庭的案件。香港警察出庭作证的经验和若干技巧值得内地警察参考借鉴。     

侦查人员应否出庭作证

2002年4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交通肇事案庭审中首次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此举被誉为“新中国的第一次”。这之后,山东、天津等地也相继进行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探索。公安、检察、法院各方人士,及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合理合法性、可行性,以及实际操作的种种要求,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近几年来,警察中的侦查技术人员、刑事技术专家,已经作为专家证人,频繁出现在证人席上。但长期以来,由于制度上和历史上的原因,以书面的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作证,法官通过听取控辩双方宣读的证人证言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种做法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惯常做法。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证人平均出庭率仅为3％至5％。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警察中的侦查     

完善我国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议证人出庭奖励制度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司法活动中,暴露出对证人保护制度的忽视,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恶果。本文针对目前不甚理想的证人出庭现象,提出证人出庭奖励制度,并对此制度的具体实施与相关辅助措施提出构想。     

完善我国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议证人出庭奖励制度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司法活动中,暴露出对证人保护制度的忽视,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恶果.本文针对目前不甚理想的证人出庭现象,提出证人出庭奖励制度,并对此制度的具体实施与相关辅助措施提出构想.     

对公安院校开设警察模拟出庭训练课程的思考

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公安院校作为培养合格人民警察的主阵地,应顺应现实需要及时开设警察模拟出庭训练课程,加强警察出庭作证必要性宣传教育,促进警察整体素质的提升,以满足今后日益增多的警察出庭作证的需求。     

检察机关保障反贪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改进思路

我国刑事诉讼特别是反贪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主要是证人不愿出庭和证人不敢出庭。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证人强制作证的义务和特定关系证人的免证权利、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司法机关对证人人身保护等,但还有待于完善。为改进证人出庭工作,应建立完善的证人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促进立法以增强对打击报复出庭证人行为的处罚力度。     

模拟法庭在侦查教学中的应用——基于新刑诉法后警察出庭的思考

<正>随着新刑诉法的完善和普及,警察在诉讼程序尤其是出庭作证中的分工更加明确和严格,警察出庭作证的频率也不断增加。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实施,不仅能促进我国刑事质证制度的完善,抑制违法侦查和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还能改善人民警察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促进警民和谐关系发展。然而,警察队伍对于出庭作证方面的经验不足,相比起律师等经验丰富的辩护人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使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因此,符合公安特色的警察出庭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研究视角的转换

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证人出庭问题始终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对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对证人出庭问题的研究明显偏向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积极作用.本文从供需理论分析了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矛盾所在,即证人的供应远小于对证人的需求.所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要转换视角,加大对证人不出庭的研究.     

现实情境下证人出庭制度的运行与保障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应,试图从制度上解决"证人出庭难"的积弊。证人出庭制度的贯彻落实应着眼于双向维度,即制度的供给与接受,理性探究证人出庭作证的正当性基础与合理性维度,通过简易程序、庭前程序等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将证人出庭案件范围予以限制,建立关键证人出庭机制、确立庭外调查程序、适度弱化侦查机关强制取证权、完善庭审质证程序等以使证人出庭制度在实效维度充分延展。     

警察出庭作证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两高"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警察的证人资格,但由于未能在<刑事诉讼法>中寻求到有力的支持,因此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况并不普遍.在刑事证据立法论证过程中,专家学者对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同时,警察出庭作证在诉讼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必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而得以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确立也将给公安机关带来一定的挑战,公安机关必须拓宽侦查途径,提升办案质量,合理配置警力资源,提高警察自身素质,同时寻求国家财政的资金支持,并积极推动相关立法活动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