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原因探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都有重大突破,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仍然存在着参与需求高但渠道单一并存,参与意识高但参与能力低下并存,政治参与冷漠与参与热情并存和宗族势力、贿选和换届不换人等困境,本文从制度、农民自身素质、传统文化及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变化等因素出发分析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原因。     

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失灵”及其矫正

由于志愿失灵、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失效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等因素,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危机管理中存在着“参与失灵”现象,表现为无法参与、参与失效、参与绩效评价不高等.矫正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失灵必须与改造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相结合,注重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危机合作参与机制,推进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的升级和优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北大核心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积极发展中国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不仅生产和再生着社会资本,建构和重建着市民社会;而且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奠定善治的现实基础。中国民间组织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新时期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在组织制度方面对变迁中治理模式的回应。目前民间组织面临着官僚化、不适当的干预和自主性的危机。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和正式制度、自律机制建设,营造社会公益意识。同时民间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需要企事业单位和民众的大力支持。     

环境问题与社会主义

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要解决这一危机,就必须要对造成危机的社会制度作出彻底的变革,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但它并非是自身社会制度的产物。相反,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支撑,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将促进经济的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以保证人对自然的利用不会危及人的生存条件,进而危及人类自身。     

关于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滞后的思考

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不论是在观念上、实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存在着滞后性的问题。这有其文化、社会、经济及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应从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 ,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 ,深化改革 ,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等各方面入手 ,以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 ,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     

公共危机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公共危机中,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参与、中介、预警、监督和服务功能,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功能缺位现象.这主要是由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企业缺乏良性互动,公民社会发展不充分,其自身发展面临困境,制约了功能的发挥.当前,应该通过构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积极合作及加强公民社会文化建设和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应有功能.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两者合作关系的建构，即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人身依附性，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相时平等的地位支撑；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撑；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不受政府重视，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协调机制支撑；非政府组织自身不足，决定了其参与两者合作缺乏坚实的能力支撑。对此，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合作能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协调机制。     

老年人村庄公共事务参与的个案分析

在湖北省严家村,老年人的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处于村庄常住人口显性老龄化与精英外流相互交织、村庄共同体衰落与家庭共同体相对稳固二元悖反、村庄治理资源精英控制与老年人参与空间拓展同时并存等现实观照之中。以广泛性参与、自主性参与、实质性参与、合作性参与为考量维度,严家村的老年人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具有差异性、间接性、边缘性、无组织性等群体性特征。优化老年人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既要培养老年人精英,挖掘老年人自身潜能,优化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结构;亦要大力培育老年人组织,厚实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底蕴。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角色、功能及目标定位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具有自愿性、专业性、服务性和互助性等特点。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承担多种角色。角色之一：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传输者;角色之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者;角色之三：农民利益与意愿的表达者;角色之四：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指导者与协调者;等等。由于这类组织起步晚,发展速度又比较快,难免存在着诸如组织比较松散、结构不合理、发展能力不强、融资难、服务功能弱等问题。因此,从完善内部管理,提高协会自身素质,营造外部环境、开拓协会融资渠道,增强服务功能、发挥协会引领与支撑作用等方面进行准确的目标定位是协会的现实选择。     

结构耦合:社会转型期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的内在机理

在社会转型对政党整合的现实要求下,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成为转型期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的内在机理是要实现基层党组织与社会自身的结构耦合,其实质是政党与社会的调适,即政党在价值宗旨、组织机构以及制度规范等层面与社会现实和社会诉求的相互协调和契合。结构耦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组织和领导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所要求的,更是党在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角色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组织属性所决定的。社会转型期实现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结构耦合,根本是要加快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地位、作用、问题与路径

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群众组织,中国工会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发挥着特殊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工会组织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主体,也是职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组织者。近年来,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利用自身组织优势,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制度执行情况欠佳、手段和资源有待进一步丰富、自身发展中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等问题。为此,工会组织可以通过明确定位、增强组织代表性及建立干部考核激励制度等手段进一步发挥好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作用。     

农村土地流转助推农民增收：机理、问题及实现路径

农民自发型、村集体推动型以及政府主导型等不同的土地流转模式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机理各不相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增收效果。在实践中,各地实施土地互换、采用土地股份合作、设立农村土地银行等不同的土地流转方式助推农民增收,成效显著。然而,农村土地流转在助推农民增收的同时,也面临着农村土地流转相关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现行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助推农民增收的效应有待提高、农民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存在障碍、农村土地流转助推农民增收的服务与监督体系存在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应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现行土地流转模式、促进农地流转中的农户参与、完善农地流转的服务与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其实现路径。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优势

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正面临着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各种内生和外部辐射的风险因素正逐步聚集,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蕴涵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正确、正规、正常的协作模式因此成为重要命题,主体构成和合作机制是该协作模式的最关键因素。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危机治理更有其强大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优势,理论依据表现为资源禀赋、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现实优势在于以志愿谋公益的职业精神、组织结构层面的专业化和专门化、高效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基于善治的视角分析

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民权益是现代乡村治理最为基础、最为现实的目标。话语权作为农民的首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有效行使,其缺失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农民组织的体制性缺失、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方面,应从培养农民进行话语权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平等的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提高农民话语权表达的诉求能力和整体效能、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的影响力方面保障农民话语权,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并走向乡村善治。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何以可能——基于理论的分析和调研思考

从城乡二元结构、再社会化、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资本、污名化与标签、亚文化群体、底层精英等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思路。调查显示,现实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面临着收入低、交往面窄、对打工地居民和政府的认可度不是很高、对城市归属感不强等问题。要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成为可能,就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加强制度建设。     

中部地区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安新县A村的实地调研

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政治文明的进程。河北安新县A村农民政治参与案例表明,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村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主动性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较低、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可能性仍存在的特征。健全中部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应当从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社会地位,早日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组织等方面入手。     

利益、认同与制度: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生长问题研究

在农民"原子化"和社区"碎片化"的背景下,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持续生长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基于单一视角的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或社会资本理论都不能全面地解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动因。本文在整合这三种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利益—认同—制度"的综合性解释框架,说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就是农民在利益、认同和制度的混合机制作用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     

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谈起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应采取切实措施.化解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其主要路径如下:提高农民政治素质,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准备主体条件;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环境;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夯实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