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中的参与式预算——关于浙江温岭市新河镇改革的案例研究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治理形式,是参与式民主的一种形式.实施参与式预算,能够促进公共学习和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通过改善政策和资源分配,实现社会公正,以及改革行政机构.在这种直接的、自愿和普遍参与的民主过程中,人们能够平等讨论和决定公共预算、各项政策以及政府管理.在充分吸收国外参与式预算实践的基础上,浙江省新河镇基于国家既有的法律框架,以及民主恳谈的制度平台,开始实施预算改革,扩大了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在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初步探讨了参与式预算在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兴起与发展,力图为中国地方治理,以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参与式预算：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浙江温岭新河镇的案例启示

浙江温岭新河镇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以其鲜活的实践激活了长期处于“死机”状态的乡镇人大,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从其本质内涵看,新河试验激活了乡镇人大,重构了乡镇的权力结构,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从其技术革新看,新河试验为乡镇人大改革在技术上的改进贡献了聪明才智。新河试验的前景不会悲观,但是,改革的征途仍须继续。     

参与式预算与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新河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和逻辑

新河的参与式预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从体制外自发生长到体制内有机融洽为过程,以民主理财,完善委托代理机制为主要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基础,以激活人大机制为目的,以重构政治生态环境为指归的独特的文本.通过对其的解读,试图回答公共预算改革为什么会发生在新河;如何使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相符合;通过什么样的路径缩短委托代理链;新河预算改革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何在;今后的指归是什么.新河的参与式预算是一个基于公众与政府之间和谐理念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创新,是对传统公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变革.通过这样的创新和变革,树立了凡是与公众有关的事情都应让公众知道的思想,提高了预算编制的透明度和参与度,践行了治国的根本.这是一次人大与政府互动关系的良好发端,通过激活人大而对政府实行真正的制衡,是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过程,是新河参与式预算的实际意义所在.新河的阳光试验,正在为我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探路,并为之积累经验,它将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的起点.     

中国乡镇人大预算修正案何以进行——来自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的案例研究

预算修正议案是在代议机关行使预算修正权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国地方实践中,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将本土原创的民主恳谈引入人大程序,启动了参与式预算,并成功地通过预算修正议案的设置行使了预算修正权,调整了政府的预算安排,优化了预算的支出结构,也使人大的预算审查监督权真正发挥了作用。其实际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乡镇人大的制度改革,重构了基层政权的政治生态环境。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纷纷引入参与式治理。在实践中,以民主的分权、商议民主、赋权于民和自治为基本内涵的参与式治理主要体现在参与式规划、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监督,其有效运转有赖于公民社会要件和政治经济要件。实践证明,参与式治理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又改善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以兼容的冲突。学习并借鉴既有的参与     

从民主恳谈到民主预算——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创新及完善

浙江温岭市从民主恳谈发展到民主预算,在全国开创了县市级试行参与式预算的先河,有许多创新之处,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基层公共政策参与的一种新形式。但也有一些制约因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制度相容:人大预算监督研究的理论模型

通过现有文献的述评,可以发现,现有人大预算监督的理论成果忽视了正式组织间权力关系研究。正式组织间权力关系研究的缺失凸显了制度关系研究的不足。造成该理论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已有的预算理论模型不能有效地解释人大预算监督过程中的制度关系,即研究工具的有限。制度相容理论模型的提出是对目前研究困境的一种回应。该分析框架的关键性概念分别是轴心制度、制度相吸、制度相斥。它不仅可以揭示制度间的关系,而且可以解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制度效能的发挥。     

公共预算启动中国乡镇人大的制度改革——以温岭新河人大预算民主恳谈为例

温岭新河从乡镇人大行使审查批准预算的职权为突破口,借用"民主恳谈"形式对预算草案进行初审和大会审议,增加会期让代表充分审议预算草案,引入预算修正概念丰富代表议案及成立人大财经小组作为预算监督机构等举措,启动了中国乡镇人大制度的系列改革.新河的"预算民主恳谈"源于温岭独创的"民主恳谈"形式,也得益于温岭多年来"民主恳谈"的操练,但其却逐渐淡出了"民主恳谈"的固有框架,开始迈向公共预算的制度基础--人大审批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让"预算民主恳谈"激活现有的人大制度,使人大成为公共预算的主角,真正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是新河改革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正>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双重制度逻辑下的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基于S市的案例分析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自上而下推动的一项重构预算资源分配的制度。已有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侧重于制度设计端的中西方宏大制度背景差异下管理机制重构、管理技术提升以及制度系统间耦合性问题,很少将注意力切换到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领域,也未将预算管理改革情景具象化到中国市县改革场域中。在我国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逻辑与既有预算管理制度逻辑间如何互动,身处改革场域中的行动者如何响应,响应策略如何影响绩效结果发挥预算资源分配功能？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实地调研访谈等方法,通过对S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案例剖析,总结构建一个“制度逻辑-场域结构-响应策略”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在中国情境下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不达预期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预算绩效改革嵌入既有预算管理系统,尚处于不成熟的“新兴场域”中,并未成为改革场域的主导制度逻辑,在双重制度逻辑及既有场域结构的约束下,行动者可挑选符合自身核心目标的响应策略,这是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构建的理论框架,试图与既有政策执行理论和西方制度复杂性理论对话,为推动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供方向。     

同体监督异体化·异体监督实体化——改革和完善我国权力监督机制的路径与对策

权力监督可以分为同体监督与异体监督,两者各有优劣,缺一不可.我国现行的权力监督机制中存在同体监督太软、异体监督太虚等弊端和问题.为提高权力运作效率,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权力监督机制,通过同体监督异体化、异体监督实体化的改革,力求达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的现实意义及途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要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工作，不断增强监督实效。     

预算改革: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依法治国语境下的路径选择

预算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因为它涉及社会活动的多个方面,一套与公共财政框架相适应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不仅对政府财政管理的法制化、透明化和民主化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必经环节.全面规范、公开透明、民众广泛参与的公共预算制度是我国切实贯彻依法治国理念,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也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当前我国在预算法治化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难题要解决,解决这些改革难题既要借鉴他国家的经验,也要贯彻落实好新修订的《预算法》.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组织创新与权力监督: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生长逻辑、监督绩效及发展限度分析

组织创新与权力监督是深化村级民主监督的趋势和特征。独立监督、权责明晰、组织保障与权力制衡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发挥有效监督的四大法宝,村级民主监督面临村庄权力结构的空间局限、乡土社会属性的现实悖论和自身存在诸多不足等发展困境。只有坚持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组织定位、职能定位和角色定位才能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逻辑——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分析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逐渐走向制度化、常态化,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将环境精细化治理转变为持续有效的常规治理。在现有的权力配置结构中,地方核心行动者是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支配力量,其行动偏好与行动能力主导着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政策走向和效能。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的目的性行动是宏观结构性因素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交织互动的结果,行动者理性不仅包括经济理性,还包括社会理性。这一理论对分析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逻辑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考察发现,制度的非耦合性、公众的“软约束”以及“政绩标尺化”泛化和异化的惯性,给地方核心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实施环境精细化治理扩大了行动空间,并衍生出组合赋权、差序应对和反向避责的回应方式与行为取向。为此,需要“理性扩充”,以“无缝隙”制度、协商民主机制和行动者网络等规制和导引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