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认识我国现阶段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从风险社会的视角审视,利益分化和制度缺失是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重要的原因,而群体性事件又显示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居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是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充分、有效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     

社会冲突视域下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纵览社会学研究的诸多焦点性议题,群体性事件研究始终受到众多社会学者的青睐和眷顾。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调控方式不足、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作为我国当前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本研究以近年来政府、学界和社会所普遍关注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力图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成因进行相应的分析和阐释。     

论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情报预警机制

维护社会稳定是公安机关社会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以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机关往往不能第一时间有所行动,充分反映出公安机关预警机制不全的问题。因此,健全公安情报预警机制,对处理好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防范机制

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结构的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烈度,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措施如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政府坚持信息公开原则。     

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构建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是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升级的一个突出反映,科学地分析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理性地应对由社会矛盾升级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通过建立各种应对机制来达到从容应对、科学决策、信息权威、处置果断、降低成本、社会和谐的目的。应急管理机制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决策机制、新闻发布机制、控制处理机制、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等等。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微博作用机制研究

近几年,网络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微博在其中产生的作用不可低估。随着微博的兴起以及低龄化网民对微博的迷恋,信息传播变得碎片化,而他们利用微博开展的各种话语讨论也变得流行,以至于微博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传播中形成其内在的独特作用机制,本文即是对这一作用机制结合实例展开研究。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治理对策

由于传统观念、现实国情、政策导向等方面原因,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未能准确、充分地回应现时代社会要求,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与社会秩序恶化,催生了群体性事件.而对于已经产生的群体性事件,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处置效果也并不理想.通过树立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理念,构建公正有序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社会治理模式优化,关键在于权力必须将支撑社会治理运行的核心地位让渡给法治,由此构建以法治为主导,权力、社会自治有机协调配合的社会治理模式,最终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江苏启东事件的分析

在全球关注环境污染的背景下,中国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与恶化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当民众的环境权利意识与污染产业利益发生碰撞时,环境群体性事件随之爆发,其引发的暴力对抗会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以启东事件为例,对该类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面临的问题及动因进行初步探索,以期得出相应的解决之策,为认识与了解同类事件提供借鉴与参考。     

对构建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严重隐患,如不能妥善处置和有效预防,则有可能触发更多、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从而不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政府机构应加强对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重视,对有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提前做好准备,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     

公平正义与我国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研究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利益与多元思想并存,各种冲突大量涌现,矛盾错综复杂,长期被忽略的社会公平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在权利不公平、机会不平等、分配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等社会不公问题上。预防和根除群体性事件必须高度重视并逐步推进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     

转型期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多源流分析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呈现多发态势,参与人数、发生频率逐年增长,冲突程度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对社会秩序、稳定产生极大冲击,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影响。社会群体性事件具有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线性的分析模式无助于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运用非线性的多源流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中问题源流、社会心理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态势及其动态应对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基本态势是:群体性事件类型格局从过去单一的物质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转向多元类型并存的格局;发生的动因从在过去共同物质利益受损粘合点走向共同群体意识粘合点;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方式从被迫性转向主动依法抗争性;新兴媒体对群体性事件助推作用更加凸显等。根据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态势应采取动态管理机制,包括群体性事件分类治理的方针;动态追踪人民内部矛盾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以构建公民权利平等为核心路径化解社会不公平感的冲突源;根据非线性的演变特点健全社会矛盾预警和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等。     

群体性事件心理动因和心理机制探析

从人类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看,群体性事件是参与民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心理失衡后,在群体心理作用下转化为群体行为的结果.现阶段中国底层民众中弥漫着的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信任缺失感、弱势认同感、社会焦虑感等相互叠加,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动因;而特定或不特定群体中的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群体极化、冒险转移、心理暗示等交互作用,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群体心理机制.     

新时代地方政府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的困境与重构——以群体性事件为例

要适应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构建注重协商的公众参与机制增进政府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持续互动,是提高政府群体性事件“回应性”治理水平的优先选择。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意识淡漠,公众参与程序存在诸多缺陷,公众参与渠道的制度供给不足,共同构成了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主要困境。公众参与机制重构要充分发挥社会中层组织的团体诉求表达功能,提升公众的参与意识;确立公共决策的事前公众调查程序、事中公众协商、公众辩论程序;完善行政信息公开、听证制度、行政问责制等,为公众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回应型治理。     

重视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协商机制

当下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必然,也是变革时代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仅要看到问题的实质,还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国内外的实践已经汪明,运用对话、协商机制解决群体性事件,     

秦皇岛市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高校的群体性事件管理现状不容乐观。建立一个行之有效、运行良好的事前校园危机预警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是高校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和谐校园建设的不二法宝。构建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有效路径如下:建立校级领导小组及群体性协调指挥办公室;加强校园预警机制的预案建设,增设总体预案及分类预案;建立信息化服务平台,实现高校间及高校与政府间的信息沟通;加强校园管理的社会、政府参与度,形成新闻发布制度。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群体性事件再研究——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切入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对抗加剧等特点和态势。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公民社会建设滞后与公民社会组织匮乏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防治群体性事件必须积极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并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理性参与政治的素质,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组织,拓宽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社会冲突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群体行为演变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社会冲突问题,结合冲突演变的规律,环境群体性事件过程可以分为冲突酝酿、冲突凸显、冲突升级以及冲突消减阶段。冲突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是促成集体抗争的根源;政治机会结构的变迁、可利用的多元化社会资源为集体抗争创造了条件,而体制内渠道无效则推动着集体抗争成为可能。所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路径应当以解决社会冲突为核心,加强各种机制建设,消除冲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