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信用缺失的体制原因及其改革路径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恪守并有效履行其法定职责或对公众的承诺而赢得公众的信任。政府信用之本质在于政府恪守职责,以有限的公共权力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用堪忧,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屡见不鲜。这与政府集权化、政府系统内部权力配置失衡、制约与监督的缺失与低效有着重要关系。转型期政府信用重塑,必须注重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建立以制约为主、监督为辅的权力约束机制和完善政府及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等来规范权力,从而确保权力为民所用,服务人民。     

关于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思考

政府间关系是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条块冲突"、职责同构、地方政府间非良性竞争、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形成阻碍理顺政府间关系的老大难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有效的府际治理,建设政府间伙伴型关系,完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切实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可行方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编后语

权力与责任是不能分离的，有权力就必然有责任。行政问责，是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担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负起责任。这种对政府官员出现言行不当或违反民意的行为而对其进行道德和政治责任追究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权责对等的管理原则，弥补了纪律和法律追究的空当或不足。     

我国行政区划层级历史变迁——兼谈其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启示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目前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探讨历史上我国行政区划层级的历史变迁有助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更加审慎、理性地看待和推行当前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本文在对历史上不同时期行政区划层级的历史变迁脉络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历史上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动因、利弊、阻滞因素、路径选择等,希冀为当前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提供些许借鉴。     

法治政府的理论分析及其制度、能力构建

法治政府中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没有"权力"而只有"职责",政府和政府官员不是"领导"而是"公仆";"服务政府"与"法治政府"同义,是社会学的表述;"有限政府"与"法治政府"同义,是政治学的表述。基于"职责"和"公仆"身份的法治政府体制必须建立在"为社会服务"的八个方面,同时必须职责分明,健全完善政府工作绩效评价制度;基于"职责"和"公仆"身份的法治政府必须建立依法行政、行政行为规范化、高度负责、高度透明的政府工作机制。高超的行政技术也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属性之一,新时期的法治政府必须注重高科技、高效率、精细化行政能力的建构。     

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行政伦理的模式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构建公共行政伦理,因为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和谐的诸多问题都与公共行政伦理的缺失有关.公共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是权责平衡,权责平衡有其质、量、度三个基本方面.对于当前中国的转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政府及其官员既行使较大权力又承担较大责任的"高高模式"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组阁制辨析

西方国家实行的政府内阁组阁制，究其实质，就是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当产生了行政首脑之后，授予他（她）挑选、确定政府各部部长和其他政府组成人员的权力。组阁制的优处在于：减少了过多的选举负担，加强了执政责任和提高了行政效率。我们需要组阁制，可以采用组阁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实行组阁制，需要严格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政首长首先必须经由民主选举、民主程序产生，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二是行政首长提出的组阁名单，必须主要是政治性官员；三是组阁名单必须经党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四是加强法律监督、党的纪律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形成多渠道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双重时态下的层级政府分析

层级政府是从层级角度进行分类时所包含的政府之统称.其中,处于不同层级上的政府分别为一级政府、二级政府、三级政府等等;而根据政府层级数,可将层级政府划分为二级制政府、三级制政府、四级制政府以及五级制政府.共时态维度的考量表明,无论是西方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或四级制政府.历时态向度的分析昭示,中国古代层级政府以虚、实四级制政府最为常见;近现代中国的层级政府则经历了从民国时期的三级制政府为主导,到新中国成立之日起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四级制政府占主导,逐步向五级制政府转变的层级递增趋势,而且这种五级制政府已成为主导性模式.随着市管县体制的日渐式微,当代中国层级政府建设的主导趋向是减少政府层级,虚化市级政府,实行四级制政府模式.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

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既具有一般地方政府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特殊的行政环境、特殊的使命与职责、特殊的法律地位与权力构成等等,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在全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行政管理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艰巨的任务。     

基层治理中的责任状:“督责令”还是“免责单”?

责任状是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载体,其初衷是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引导基层政府主动担当,促进治理绩效提升。责任状既是国家治理清晰化的需要,也契合了理性官僚制的基本原则,同时能将行政网络紧密地联系起来。责任状的实施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制度保障和财政保障,官员的晋升冲动则构成其落实责任状的内在动力。责任状可被分为"实功型""表演型"和"甩锅型"三种类型。责任状在实践中演变为免责单,主要是由职责同构的政府间关系、基层治理中的权责错位、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避责策略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目前面临机构对接、条块协调、人员分流、权力监督等方面的共性困境。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主要源于当前我国处于过渡社会阶段的特有行政生态环境,具体可归因于纵向权力配置中行政高度政治化的权力异质性、社会保障力度弱导致的改革基础脆弱性,以及法治政府建设滞后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因此,为使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深入推进,必须改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面临的行政生态环境,主要是层级政府间应科学划分政治性权力与行政性权力的边界;各级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夯实改革的物质基础;中央政府应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体制,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公共管理失范与社会信任危机

公共管理失范必然诱发或加剧社会信任危机的连锁反应.传统"重人治、轻法治"的行政心理,公共权力的行使与监督不规范,政绩评估不科学,官员激励晋升不公正等是我国公共管理失范的原因所在.克服公共管理失范,必须培育公共管理精神,构建政府信用体系,落实依法行政规范,优化公共管理决策,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     

中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历史嬗变规律辨析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四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家的地方行政层级体制不断发展和更新,在此背景下,地方行政层级呈现出二级制与三级制重复循环往复的规律性变化。地方行政层级如何进行设置,它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问题。在当下建设责任政府、高效政府的要求下,对地方行政层级进行改革成为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在积极推进之中。鉴往知来,总结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嬗变规律,对于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中行政主体的信息分类义务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行政主体具有对信息进行分类的义务。这种义务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和诉讼过程中两个阶段。这是由行政职责、行政效率、权力分工三方面的理论基础决定的,同时还具有防止行政主体滥用例外规则、保持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中立地位、保证行政主体行使信息权力的完整性等重要价值。违反信息分类义务,行政主体将承担行政责任、败诉的风险,严重的还有可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配置与转变

赋予地方政府哪些职能,如何实现“职责、权力、利益的统一”?科学配置地方政府的职能是统一的关键。职能配置是分职责、分责任,权力配置是分权,利益分配是明利。地方政府职能配置合理科学,履行得力有效,转变与时俱进,是衡量地方政府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嵌入行政发包制中的行政公益诉讼 ——重塑地方治理的理想选择

行政发包制是我国基于客观情况而不得不采用的治理形式。只不过,行政发包制会衍生出难以克服的负作用,地方政府及行政主官为了完成可量化的核心考核指标并向上发出信号往往会逾越轨范、不择手段,因此形成了"治丝益棼"的地方治理困局,而行政体系内的监督和约束方式又无法切实地起到矫正效用。行政公益诉讼借由检察机关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层级结构与法律监督的权能属性,可以嵌入到行政发包制之中,对于克服其负作用而言,可谓是"对症下药"。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受到行政发包制的反向裹挟,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样态与理想期待相去甚远。推求理想模式的行政公益诉讼,应当破除横向组织环境对检察机关的吸附和掣肘,并修订统一作业的实施规则和计划。     

权力清单制度问题研究

"权力清单"是规范行政权力的一种创新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为重点,明确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剑指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治理,从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方面,明确规定了权力清单制度的核心内容。当前,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关系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能否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如何从理论上科学把握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分析和总结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反向避责:上位转嫁与逐层移责--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过程为分析对象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存在下级向上级反向避责的特殊现象,反向避责过程包括专题会议研究、常务会议研究、深改小组会议研究、常委会议研究等四个责任分散层级。下位决策者放弃在本层级实施改革的权力选择反向避责,主要是出于规避责任、期待高位者推动、扩大改革相关者范围以及收益耗散有限等考虑,而上位决策者则出于改革政绩需要、责任共担机制、调动下位决策者积极性等原因同意承责。反向避责的动因可以归纳为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两个变量,通过建模分析能够预测分析反射避责过程,上位反向避责通过专题会议、常务会议、深改会议等三个层级转嫁责任,并通过常委会议转嫁扩散。三条必然的避责路径和两条可能的避责路径,并予以规避。反向避责形成的根源在于中国集权体制下的上位决策者的"权力超载"和下位决策者的"责任超载",其是权力-责任配置错位的结果。因而,应改革集权体制,合理划分下位与上位决策者之间的权力责任,避免权力或责任超载,建立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权力、责任体系来调动各级决策者的改革创新积极性。     

地方政府应提高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力——对我国频发群体性事件的反思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与各地方政府回应力不足有密切的关系.究其原因是权力来源体制不顺、权力运行评价机制不合理、官僚文化的影响等.必须从改革官员任用制度、完善权力运行考核评价机制、提高官员素质、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等方面入手,才能提高政府的回应力,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