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型信任对公民法治意识成长之影响探析——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再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存在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在习俗型信任的基础上产生了非理性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可能是有益于社会或群体生活和交往秩序的,也可能是有害于社会的。从历史发展的层面看,民主和法治相伴而生,而习俗型信任是否也会对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产生影响呢？本研究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通过交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习俗型信任与公民法治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并探讨如何逐步促进合作型信任的形成进而培育公民法治意识的有效途径。     

政治信任模式的根本分野及演进逻辑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模式。政治权能结构和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为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传统人格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治逻辑的形成和国家制度成长;演进的基本轨迹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并最终实现人格信任的制度化。这在根本上是凭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化不信任体系建设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为提高政治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两种机理。搞清楚政治信任模式的分野与演进逻辑,对中国转型社会政治信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现代社会与社会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有限的个体信任,而成为普泛的社会信任,从而使制度性因素在信任关系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不仅作为信任关系和信任活动得以展开的外部环境因素,保障着信任活动的顺利展开和发展,而且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功能与作用而成为信任关系中的信任对象,构成现代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制度的基本特点和功能出发,探讨现代制度对广泛社会信任的作用。     

政府信任适度下降的合理性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结果,由于公众理性的进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政府信任水平的适度下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公众意识形态的多元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不足,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允许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与避免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之间寻求一种均衡——意识到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的必然性;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加快体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改革政府结构和管理方式;建构一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价值观体系。     

社会地位评价对信任文化生成的影响探究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信任理论认为,信任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进步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信任文化的生成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通过对广西调研资料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地位评价对信任文化的生成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积极的社会地位评价有利于信任文化的生成,消极的社会地位评价影响信任文化的生成.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信任"

90年代以后才为学术界广为重视的"社会资本"问题,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信任则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信任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但目前我国信任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因而制约了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的良性运行.引入信任理论,倡导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行政精神,可以促进信任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信任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与善治的实现.     

政治学视域下信任概念多元关系探析

在社会学领域中信任概念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并且已形成基本共识的一种理论观念。但在政治学领域中对信任概念的认识与讨论仅在近年来开始有所涉猎,在政治学视域下的信任概念呈多元化发展,从多元关系角度可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社会信任、政府信任与制度信任。这四种信任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相关性,共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和谐与政治秩序的实现。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如何重塑公众对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非常关键的公共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家对于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CGSS2005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无论是实质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和互助行为,还是形式社会资本——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区域的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政府信任不具有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创建社会资本过程中,依托开放型社会网络和社区为平台,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创建政治资本,提升政府信任。     

用产品信任夯实社会信任的基础

企业诚信是产品信任的保障,产品信任是社会信任的基石,完善企业诚信机制、打造产品信任体系是构建社会信任的最基础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信任最直接、最实在的途径。     

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

任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根据政治信任理论和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表达,可以形成政治信任现状的基本判断: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转型形态;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为高低共存的非均衡格局;政治信任流失呈强化趋势,不信任压力增强;政治不信任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政治不信任总体具有可协调性,处于可控范围。同时,政治信任缺损还隐含着不少风险,可能导致政治信任的整体性坍塌,造成公共政策的阻梗等。     

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价值维度、理想形态和现实进路——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研究视角

传统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下的城市管理一直都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政府权威为构建城市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保障,忽视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积极参与。而随着现代城市治理范式的凸显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契合,城市治理更加关注多元主体的互助合作,特别是政府同公民社会的代表者社会组织的合作型治理关系的构建,俨然成为当前城市治理话语下的主体性问题之一。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理想形态有互相补充形态、服务替代形态、协同增效形态和平等协商形态等几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需以更新理念、完善法律制度、明晰职能定位和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政府信任的实质及其民主生成机制

在政治系统中,信任自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善德,有时反倒可能被利用,成为一种权力控制的手段.因此,政府信任必须是理性的有限信任,是一种有节制的信任.民主行政既强调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互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又保留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理性不信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为建构和谐的政府信任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成机制.     

论信任、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态,其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预警期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处置期发挥着＂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在善后期发挥着＂监督员＂和＂指导员＂的作用。因此,大力培育各类信任关系,构建个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关于信任的研究综述

纵观中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领域探讨的信任机制及其观点,我们发现,信任机制都会基于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领域影响人们的生活。在信任双方建立信任过程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均不可忽视;不管信任程度是强是弱,信任双方均会担当一定的信任风险——该风险表现为:信任的结果不一定会朝着信任机制中的某一方的心理预期而发展。     

当代人际信任问题的伦理研究

人际信任,是当前学术界在信任问题研究领域发掘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本文主要对人际信任问题根源的反思、研究的伦理视角,以及在构建当代社会人际信任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希望构建和谐的人际信任关系,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组织中的上下级信任

上下级信任除了具备一般人际信任关系的特点外,其在很多方面与一般人际信任不同。首先就是这种关系应剥离成上向信任与下向信任来审视。其次,相同的变量在上向信任与下向信任中的权重与内涵都是不一样的。另外,由于直接上下级在竞争资源上的相似性,跨级信任更容易形成。又由于资源占有的非对称性,上下级信任呈现出非互馈性的特点。     

论现代公共生活对社会信任的高度依赖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社会公共生活空间逐步扩大并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交往活动之前提的社会信任,在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公共生活对社会信任系统的依赖性明显突出.构建现代系统信任,需要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共同努力.     

现代化过程中普遍信任的增进与公益NGO的角色——基于中国和韩国的对比

作为一种"资本",社会资本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占有量的差距会恶化社会分裂和排斥问题。要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就必要扩大社会资本的共享程度。社会资本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产生,人际关系的信任结构决定社会资本的共享或垄断。因此,为了增进社会资本,必须得扩大普遍信任关系,以增进对于一般人的信任与系统信任。目前,中国与韩国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分裂和排斥问题,这些问题与两国的信任结构有很重要的联系。因为,中国和与韩国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现代化发展路程,然而,中韩两国都仍无法摆脱封闭的以关系为中心的信赖构造。通过公民社会和公益NGO的活动,中韩两国都能够增进普遍信任。因为公民社会可以当作普遍信任形成而成长的平台,特别是作为一种接触方式,公益NGO的活动直接扩大人们的普遍信任并且增进经验。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信任秩序——由西方社会信任的模式反观中国之信任现状

<正>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是不以感情为基础而以理性为基础的。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人们之间的信任将主要依靠合约及公平的制度来取得。     

中国府际合作中的信任

信任可以减少组织间和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信任在政府运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纵向府际间存在必要的信任。地方政府间能否进行必要的合作,取决于相互间是否有足够的信任。纵向组织间信任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整体间的信任和政府部门系统内不同层级之间的信任,这两类组织信任是相互的和双向的。纵向府际关系里的人际信任包括上下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之间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是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横向府际合作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横向府际信任包括双边信任和多边信任,多边合作形成了政府网络。官员间的人际信任对于横向府际合作具有特殊的作用。府际关系里存在信任程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府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形成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府际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