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及其履行社会责任关系研究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标准》将社会责任推广到一切形式的组织,鼓励组织在遵守法律法规之外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个人价值准则等三个层面。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与社会组织践行社会责任是二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价值目标层面和社会价值取向层面的有机统一。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现实挑战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海淀区社会组织工作实践,对社会组织发展建设提出对策如下:树立治理理念;深化管办分开;加快社会组织监管创新;创新工作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提高社会组织工作能力;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村民自治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一项社会资本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萌生井逐步发展，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家族势力和民间宗教的恢复和重建，村民自治在实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造也是村民自治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农村家族和民间宗教封村民自治的多重影响，及其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研究表明，家族和民间宗教作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在村民自治运作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遇程中加以克服，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农村健康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亟待破解多重困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7年12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指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需要解决多主体参与问题。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社会企业属于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的一方。从社会创新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是社会企业跨界发展的动因,也使它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力主体。而社会嵌入机制促使企业的传统生产要素与社会性要素相结合,发展出社会企业类型的组织。社会企业的出现,创新了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和资源组合运作模式,其与众不同的核心造血功能,克服了营利企业不关注社会问题和非营利机构效率低下的痼疾。社会企业使企业社会责任升级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企业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推动了公益项目创新、公益创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具有推动公民参与,促进社会融合作用;改变了旧的慈善观,更有可能颠覆人们对传统企业的认知,引发组织创新。     

公权力与民间社会在两岸治理结构中的关系探讨

尽管公权力和民间社会在两岸治理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功能,但两岸关系仍停留于不完全治理结构阶段。这种不完全治理的原因在于政治精英主义主导两岸治理、两岸人民参与治理的两个"极端"倾向以及跨域治理中公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不信任与失衡。要实现两岸合理治理结构,需要树立"主权在民"治理理念,积累社会资本,发挥民间社会治理的效用以及建立公权力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     

推进社会组织工作精细化

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形成共治合力,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会组织工作方面,要向前迈进"三大步",推进社会组织工作精细化。     

社会组织化视角下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研究

全面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需要在改善政府内驱力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增强民间动力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县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社会组织化有利于培育和激发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因子;有利于凝聚和整合分散的个体力量,增强依法行政民间动力的作用效果;有利于扩大民间动力的作用面,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健康均衡发展;有利于形成政府与社会分享公共权力的治理结构,强化民间力量对政府的制衡。目前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民间动力主要存在动力形态原子化、动力主体行政化、动力资源闲置化和动力输出无序化等问题。从社会组织化的视角分析,增强和改善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大力培育和促进县域社会组织发展;二是加快推进政社分开,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三是激发县域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组织化民间动力的有效生成与充分释放;四是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城乡一体化既有别于"城镇化",又有别于"新型城镇化",更区别于城市化。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实现城乡社会平等性基础上的差异性治理,客观上要求在治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进程中,尽可能做到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要在城乡社会一体化历史进程中,接受政党、国家和政府治理,亦即在"受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直至未来城乡社会的"相互"治理。在城乡社会"互治"基础上的"受治理",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并自觉顺应城乡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     

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法治中国

正1.从"管理"到"治理",确立新的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强调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等,进一步确立了从"管理"转向"治理"的新的执政理念。可以说,这是一项前所未有、值得密切关注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至少以下两方面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主张。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登记注册、监管不力、政社不分等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借鉴英国"COMPACT"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有三条路径:逐步建立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转行政控制为分类监管与资源引导,构建以合作主义为原则的政治整合模式。     

社会资本视域下社会治理的困境

在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结构关联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传统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等社会资本缺失造成的社会治理困境,并提出整合社会资本,推动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     

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凝聚。枢纽型组织形态的构建,不仅是理顺社会组织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执政党建设、党的群团改革、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兼具政治性与联系性,独特的"组织身份"决定了工会组织能在社会治理网络中填充"结构洞"位置;当前工会组织改革瓶颈的突破,还有赖于其在劳动关系领域填充"结构洞"位置,发挥政治、资源和组织优势。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实现社会整合,可通过"安全阀"机制,构建"枢纽型党建"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安全性;通过协同机制,助力"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价值培育机制,"增能"社会组织,促共享价值的形成;通过统筹机制,增强群团组织"内聚力"并撬动"外聚力"。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对温州社会组织的调查分析

在创新社会治理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共治理念的缺失、社会组织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组织扶持政策乏力,以及社会组织管理力量不到位与党建工作力量薄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做到:一是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新观念;二是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三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五是凝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     

公民社会发展与维稳思维转变

在我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其实它们都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公民社会"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civil society的重新定位,相对于"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