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拟制与推定——兼论《刑法》第267条第2款

拟制与推定虽然有时在法律效果上是相同的，但是严格区分两者的界限有利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利。对于拟制犯罪人不能反驳，对于推定犯罪人可以举证反驳。纵然是不可反驳的推定，犯罪人也可以对基本事实或推定事实是否真实举证反驳。由此可见，若将某一法条界定为拟制或推定的程序性后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拟制和推定直接影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界定。     

论证据法中的推定问题

推定是证据法上非常重要的制度。推定的概念至今尚未有共识,其与推论、举证责任等概念的关系是近几年来法学中重要研究之一。推定存在于证据法中并不偶然,它的价值在于实现诉讼经济,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避免因证据缺乏所产生的举证不能等,因此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在采对抗制之立法例的英美法系与采纠问式之立法例的大陆法系,推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证据法上。推定在我国还并没有作为一种证明方式存在,但在我国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都有不同程度的民事推定与刑事推定的存在,如何完善我国证据法的推定也是我国法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     

试论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铁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核心问题 ,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铁路交通事故争论的焦点。本文从理论和铁路司法实践两个层面 ,对铁路法关于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规定的立法实质进行考察 ,认为铁路法所确认的铁路交通人身伤害赔偿实行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我国民事推定类型优化初探

我国民事推定规则可以根据"条件—强制性—效果"这一综合角度分为三大类七小类,不同种类的推定在证明偏向度、立法表述难易程度、执法准确性程度上有差别。既定的具体推定规则需要根据其实践效果进行类型优化。在我国民事推定立法中,医疗损害赔偿中的过错推定、虚假陈述损害赔偿中的过错推定、医疗证明妨碍效果推定这三个规则已经实现了类型优化,而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直接推定、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等规则的类型亟需优化。     

海事案例审理中主、客观因素间相对的平衡点——由船舶过失碰撞引发的三重思考

海上运输是国内外贸易的一种常见方式。由于自然界外在因素及船舶内在因素的合力影响,船舶碰撞就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海事案例。过失碰撞,即是这种案例中的一种。事实推定、责任均担和公平至上的三项原则就是审理与判决船舶过失碰撞案例时的有效手段和方法。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应相对淡化

食品安全是维系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在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以“严刑峻法杀无赦”的重刑主义规制食品犯罪无异于舍本逐末；反之，在食品犯罪认定中，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才是规制食品犯罪之正途。对此，在食品犯罪认定中可引入过错推定责任、疫学因果关系说，将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相对淡化，从而遏制食品犯罪的高发势头，保障民众食品安全。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完善之学理分析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构造、司法证明活动的盖然性、犯罪构成理论作为背景性制度因素对证明责任制度构建有重要影响。具体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中，存疑有利被告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更具操作意义，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则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我国证明责任制度之完善当注意与转型时期诉讼模式、客观真实诉讼理念、证明度要求等现实语境中相关制度吻合。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有效应对与遏制刑讯逼供。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司法实践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论证,并承担该事实不能证明时可能产生的不利诉讼后果。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有以下一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例如法院的查证工作、举证充足的标准和举证的责任转移的时机把握,举证的时限及地域效力等。     

责任转移视域下全球气候治理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体,为了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互动中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即国际责任,这是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基本前提。在国际法意义上,主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然而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存在一种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履行的特殊责任,即大国责任,按照责任大小,大国责任可以分为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等三个层次。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及权力转移,守成国往往采取责任转移的方式以维持其霸权地位,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责任转移正在成为现实,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旨在转移其国际责任的气候政策重创了国际多边主义气候合作机制,气候变化问题"治理稀缺"状态下的"中国责任论"呼声日渐高涨,坚持国际责任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责任范围与治理能力的统一是中国理性审慎的战略选择。     

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构建

量刑事实构成要素可从立法、司法解释和理论研究三个层面进行划分。构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将量刑事实与定罪事实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据按照是否有利于被告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进行合理划分。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具体设想是: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确立量刑事实证明责任的分担,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初探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作为证据法上一项有别与传统的举证规则的制度，举证责任倒置有着明显的特点。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     

试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缺陷

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不统一,与现代刑事法律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不统一;在实践中,也难以达到刑事责任证明标准,容易导致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需全面权衡其利弊,从法律体系上予以完善。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浅析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污染者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污染,造成损害,依法不问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方面的法律后果的一种责任形态。从性质上讲,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在责任认定时我们不考虑污染者的主观过错因素,其主要通过损害事实生成之前的排除妨碍和损害事实出现后的物质赔偿来实现,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损失都应包含在此之列。     

学生伤害事故的侵权责任探析

学校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安全注意义务。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分为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及关于学校的补充赔偿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对学生伤害事故的侵权责任规定仍存在较大的缺陷。要从立法方面、司法方面和制度方面完善学生伤害事故中侵权责任的认定。     

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由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的 ,是一种违反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契约义务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基础 ,我国民法理论的法律特征是 :缔约过失责任是在缔约过程中产生的、以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以补偿缔约相对人损害后果为特征的民事责任 ,所保护的是权利人的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责任由以下四个要件构成 :缔约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缔约相对人有损失、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过错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缔约过失责任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 ,我国《合同法》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三种情形。     

个案举证释明问题探讨

个案举证释明面临举证指导不足、举证责任分配不清、临时心证公开不足等困境。举证释明应植根于诉讼流程,在举证指导、举证责任分配释明、临时心证公开方面展开。举证指导应注重对举证释明的基本规则进行阐明,对当事人有歧义的证据予以澄清。举证责任分配应区分主客观举证责任,根据心证随时调整主观举证责任,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释明客观证明责任。公开临时心证时,释明心证结论使待证事实和争点明确、公开对证据证明力及间接事实推定情况使证据评价明确化,在法官中立原则与当事人提出责任原则限度内逐步公开心证,以防裁判突袭。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委会的人权责任

新农村建设要求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界定村委会的人权责任。村委会的人权责任来源和特征与国家的人权责任的法理基础和特征有所不同。村委会人权责任的要求、原则和内容在相应的法律框架下展开。各村的具体情况不同,村委会的人权责任也不尽相同。     

行政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及问责原则

行政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是因其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而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和追究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分为行政违法责任、行政不当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惩罚性责任与补偿性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与连带责任,以及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违宪责任等。实施问责应遵循下列原则:权责一致;依法问责;过罚相当;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与追究行政公务人员的责任相结合;直接责任追究与间接责任追究相结合;程序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