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联络室制度思考与研究

从检察联络室的概念及发展历程出发,探索检察联络室的设立基础、设立原则,并重新明确检察联络室的职能定位,认为检察机关在设立过程中应明确法律监督职能、服务窗口职能、犯罪预防职能、基层管理职能等,从而不断优化检察联络室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路径。     

ADR视野下乡镇检察联络室的构建

ADR起源于美国,并为西方国家所广泛接受。发展检事ADR可作为一种尝试,经过实践作出理性选择。检事ADR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诉讼爆炸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与现实的可行性,极富时代价值。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在全市主要乡镇街道依托综治中心平台,建立了9个检察联络室,积极探索检事ADR。乡镇检察联络室的创设与构建是检事ADR实现的必由路径,其构建的重点在于职责定位、工作机制、工作程序的完善与优化,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利于检察权的配置以及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网络检察联络室规范化建设及运行模式的思考——以石景山检察院派驻中关村科技园区网络检察联络室为例

网络检察联络室是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的创新途径之一,其在职能定位、运行机制、评价模式等方面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尚存争议,本文以石景山检察院派驻中关村石景山园区网络检察联络室为例,对此问题做进一步思考,并提出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     

驻法院联络室的设想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驻法院联络室,是检察机关为了行使民事行政检察权而在法院设立的专门监督审判活动的办公场所,是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派出机构.     

人民监督员在检察环节化解矛盾的作用

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强化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外部监督，促进了检察机关执法行为的规范，有效地避免了检察权的滥用。人民监督员通过履行自身职责，对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加强检察联络室建设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阶段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这一时期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尽管有许多发展机遇,但由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也必然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问题。     

检察文化建设的“变与不变”

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属性决定了检察文化建设必然内蕴国家与社会制度要素与承载民族文化元素,以此凸显主体性内涵;而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却将检察文化建设置于"多样多变多元"的思想、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客观现实之中,因而,在现实中如何保持并坚守自身的特色与元素,则是检察文化建设的必然之道。     

用“三调联动”化解矛盾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近年来,我们针对社会呈现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等新特点,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湖南”中的职能作用,积极探索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以下简称“三调联动”)的工作机制,走出了一条“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主办实施、相关部门协作联动”的调解工作新路子,把社会矛盾纠纷特别是大量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多主体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强力推进“三调联动”对于建立以司法行政…     

党的群众路线对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塑造——“人民检察”制度之缘起

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借鉴和仿效了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模式与经验,但仍主要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制度创新。党的群众观点和路线,形塑了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组织规则、工作内容和方法、职能设定,铸就了其根本的、内在的和鲜明的人民性品格,使其成为"人民检察"制度的源头。     

检察文化建设关键在“以文化人”

检察文化,作为检察机关的精神旗帜,是检察事业发展的软实力。近年来,陕县检察院在深入推进各项检察工作的同时,着力培育特色检察文化,以文化的引领、凝聚和涵养作用助推检察工作发展进步,培育文化软实力,打造检察硬品牌。     

检察机关办案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情况分析——从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分析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办案工作中,严格把握案件质量关,这就在诉讼监督工作中贯彻落实化解社会矛盾的要求。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检察机关办案执法环节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化解社会矛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人民检察”概念的内涵演变

“人民检察”是中国检察制度范畴内的重要概念,蕴含着人民性、中国特色和自主发展的内容。“人民检察”概念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民检察制度的探索,生成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政权下的检察立法,形塑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移植于苏联检察、改革开放后检察机关重建的法治实践,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概念。进入新时代,“人民检察”概念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四大检察”新格局,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基础上呈现出其时代新内涵,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继续发展。     

以基层检察文化建设为抓手推进“四化”建设

近年来．四川省泸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大胆探索,充分发挥检察文化在规范检察行为、引领检察队伍建设、完善检察制度、强化检务保障中的独特作用,推动“四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一、立足检察实践。促进执法规范化     

推动岭南检察文化“五型”转变升级——兼议与岭南检察文化建设相关的若干命题

作为增强检察机关建设工作软实力的重要法宝之一,也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检察系统的重要抓手,当前全国各地检察文化建设方兴未艾。林林总总的建设理念、建设活动、建设工程,与检察业务建设、队伍建设一并掀起热潮。热潮之余,作为曾经组织和亲历检察文化建设的笔者,也尝试从不同层面提出问题,并结合长期以来的观察与思考,就实现广东岭南检察文化建设的转型升级的有关内容,进行一番必要性可行性探讨。     

“四大检察”改革背景下的检察权能配置探析

"四大检察"改革实质是检察业务模块化和一体化的检察权重组。检察权的权力溯源和重配的理论设证,需要重点释明公益诉讼权能单列之公诉关系理论突破和法益维护机制革新的价值理据,并契合新监察制度下的刑事诉讼检察"引擎"权能之定位和"护诉为民"角色之回归。从而在法律监督权力分设的机遇和挑战之下,描绘"四大检察"横向配权的架构铺设、聚合效应、实质突破等制度图景。     

充分发挥检察微博“以点带面”的宣传作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以微博为代表的微力量的崛起，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为检察机关延伸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开拓了新的“试验田”。为深入研究检察微博的应用情况和影响范围，本文采用问卷调童、统计学样本分析基础上的影响力数学模型的搭建两种方法，对其受众特征、影响力范围等进行测评，试图对检察微搏应用规律作出初步总结，并据此提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中与微博优势互补，促进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系统”与“体系”:检察文化建设的新路径

正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长期法律监督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职业精神、行为模式以及相关载体和物质表现的总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作为基层院建设的重要方面,系统推进检察文化建设不仅是提升检察机关文化底蕴、助推检察业务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期检察机关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     

“检察一体”法理原则的本土证伪——兼与张建伟教授商榷

检察一体原则起源于日本,制度化于我国台湾地区,其核心含义在于“检察总长”统率全体检察官,上级检察首长指挥监督下级检察官。因德日韩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享有独立检察官署和侦查主地位,但其宪法地位不足却又受“司法总长”和“检察总长”双头领导,为排除和防御外部不当干预并预防内部检察官滥权枉法,故强化检察一体原则。我国大陆地区检察机关虽享有崇高宪法地位,但其独立性却不足,既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党委及其政法委的监督领导,也受同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掣肘。我国检察系统领导关系之上命下从,在于检察院之间以及各检察院内部,与德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之“检察总长”领导每一位检察官不具有可比性。故近年司法实践中兴起的检察官跨级跨地调用所依据的检察一体法理原则,显然与我国检察领导体制不符。     

从法律监督的视角解读检察职能——基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调查报告

近年来,基层检察机关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日渐将法律监督工作摆在检察工作的突出位置,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举措。同时,受法律监督整体环境和传统检察执法思维的影响和制约,检察监督相对滞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观。本文以检察监督为主线,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为基点,详述了基层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理解、体会与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