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为民”思想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民权力、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的情感以及如何实现人民的利益等方面科学地揭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光辉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为民”思想的理论探索为我党确定党的宗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刑法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刑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刑法思想的论述,阐释了刑法的阶级性、犯罪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原因和对犯罪的惩罚。     

马克思、恩格斯的“三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及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和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研究“三农”问题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农村及农民问题的经典论述。这些论述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平并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时代内涵的历史范畴;并不是什么普遍人性的要求,而是一定阶级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维护其私利的价值观念。公平表现为道德的诉求或政治、法律的规定,但实际上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的利益关系。公平的实现,是一个分阶段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而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就是私有制的消除和阶级的消亡。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公正问题研究历久而弥新,它是伴随着人们对不公正现象的认识和对合理的、善的追求活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利益协调、社会制度、经济活动、社会秩序和生态发展等多维度、全方位地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的价值,对于坚持公正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促进社会公正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住房观与健全人民政府的职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住房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这说明了住房是人的基本需求.为此,一个健全的政府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跳出西方经济学的狭隘眼界和习惯思维,合理限制资本,用政府的逻辑牵着资本的逻辑走,坚决履行政府的社会职能.这也决定了住房是政府应该向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之一.     

试析马克思、恩格斯与卡尔·海因岑的论战及其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哲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评论家,他们和许多杰出人物都有过激烈的思想碰撞。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与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海因岑之间的论战,通过研究论战中的基本观点,有助于分析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状况和思考方式以及理论道路,从而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东方社会发展问题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关心印度、中国、俄国等东方大国的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曾经拥有灿烂文明的东方大国在历史发展中落伍的根本原因在于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所产生的积极后果并非出自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东方落后国家要积极利用这些成果;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缩短自己与西方发展的距离,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一致与互补

国内外学者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观的比较问题上有不同的理解,从各自的立场对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一致和差异作出了不同阐释,概括起来有一致论、对立论和异同论三种观点。我们认为,不论是对实践的理解还是对自然概念的分析抑或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剖析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自然观具有诸多的一致性;他们的自然观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其集中体现在实践观点、自然概念和辩证法三个层面。正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互补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作为一个整体,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恩格斯和马克思思想的三点差异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立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解者和传播者。有理解和传播,就意味着存在理解上的相同和差异。恩格斯和马克思思想之间存在以下三点差异:一是对思想发展进程的自我认识不同,在何时转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何时创立新唯物主义上有不同认识;二是对旧唯物主义主要缺点的看法不同,存在形而上学性和直观性的差异;三是对新唯物主义理论实质的理解不同,存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奠基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逐步确立而确立。其内涵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等四方面。其实现条件和途径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重视精神产品的生产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东西方实践之比较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把研究的视点转向东方时,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凯歌行进中能把落后国家带到新世界中来”,以及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新社会的思想。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和崭新的21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得到了实践,但其路径和成效迥异,一方面是西欧社会民主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政权党、改良党,另一方面是苏东剧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100多年来东西方社会主义实践形成的强烈对比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模式,但没有固定的模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给予我们新世纪的最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与恩格斯实践概念之比较——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马克思将实践概念拓展为一个包括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理论、实践、制作等在内的人类一切社会性活动的概念。恩格斯理解的实践是以实验和工业为主要内容,以生产技术实践为主要特征,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经验行为。通过比较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概念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     

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主要缺点理解的差异

在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什么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直观性",因而把旧唯物主义界定为直观的唯物主义。为了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缺点,马克思建立的是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则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形而上学性",据此,把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的结果。恩格斯的这种理解鲜明地体现在我国哲学界长期独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致使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主要缺点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自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就被遮蔽了。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本质论对学校德育工作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教育本质论思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集中、具体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中。虽然     

毛泽东党性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当代启示

毛泽东党性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党性思想主要源自于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来自于现实的需要,其发展和形成过程与党实现统一的过程相一致,对党实现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是提高党性最主要的方法,通过思想教育培养全党组织纪律观念和党性意识,通过整风运动实现全党在思想组织作风上的统一,有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党。毛泽东党性思想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通过党性教育增强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方法,党性的概念随着党的建设实践、党面临的形势和党对党员提出的要求而发生变化,党性教育必须与党要解决的具体而现实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倡社会和谐的主张作了充分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使人类的社会和谐理想变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一"跨越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讲党性是组工干部的生命线

党性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是党员的立身之本。做党性最强的干部,既是中央对组工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组织部门的优秀传统,更是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保证。当前,安徽组织系统正按照中组部的统一部署,以“迎接党的十八大,争当‘三服务’优秀标兵、争创‘两满意’模范部门”为主题,以拓展“三走进三服务”活动为抓手,深化“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教育组工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努力做党性最强的干部。     

“党性”概念在中共党内的早期传播与使用

皖南事变暴露出来中共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着问题,加快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出台。事实上,在皖南事变之前,“党性”概念已在中共党内有着比较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就目前材料所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党性”的论述,使中国共产党人有条件接触到这一概念,而1928年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处理意见,则直接使用了“党性”一词。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无论是张闻天的报告,还是大会的决议,都使用了“党性”一词,在“党性”概念的传播和运用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此后,更多的中共领导人在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时经常使用“党性”一词,并将“党性”概念运用到加强党的建设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