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上的两种果实

两家相邻,以院墙相隔,墙东栽了一棵石榴树,墙西栽了一棵樱桃树,春天开花的季节,姹紫嫣红,分外妖娆。     

盛夏的果实

盛夏的时节,是收获的季节。中国金花李娜奋斗多年,终于法网折桂;诺维茨基历经磨难,荣登世界篮球之巅。成功没有捷径,坚持就是胜利。香甜的果实让人醉,培育的辛劳长回味。《人民检察》500期,一曲《无言的寻求》总结了我的编辑心语;如今600期,     

美国法上两种传闻定义的比较研究

传闻排除规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传闻的定义是其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在美国证据法上存在着"陈述者中心"和"主张中心"两种不同的传闻定义。它们在历史形成过程、基本原理、对"暗示性"主张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两种传闻定义各有优劣,但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笔者认为"主张中心"的传闻定义更符合我国诉讼制度的要求。     

美国法上两种传闻定义的比较研究

传闻排除规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传闻的定义是其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在美国证据法上存在着“陈述者中心”和“主张中心”两种不同的传闻定义。它们在历史形成过程、基本原理、时“暗示性”主张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两种传闻定义各有优劣，但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笔者认为“主张中心”的传闻定义更符合我国诉讼制度的要求。     

一种收集衣服上脱落细胞的新方法

目的建立一种生物脱落细胞的微量提取新方法。方法利用一套自制的“生物细胞提取仪”无损提取衣物等载体上的人体脱落细胞,采用Chelex-100法提取DNA,用不同的试剂盒进行STR复合扩增检验。结果10例检材都得到16个基因座成功分型。结论用该方法提取微量细胞DNA,可获得满意的DNA分型。     

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

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 ,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 ,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 ;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研究法律思维 ,就是要容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存在。     

左琴科《一本浅蓝色的书》的两种改造

迫于时代的政治"大势",苏联幽默作家左琴科在其作品《一本浅蓝色的书》中做了"自我改造".改造之一是将他之前创作的幽默小说大量改写,变揭露为歌颂;改造之二是他在作品中大兴文体革新,将历史纳入文学,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无情揭示了现实的本相.因而改造的结果是,左琴科有意无意地坚守了自己的"道",作品也获得与"自我改造"宗旨既一致又矛盾的复杂意蕴.     

本质上争议的概念：理解强奸的一种进路

近年来围绕强奸概念展开的争论,绝非简单的术语之争,而是道德发展过程的一种动态展示,具有重要的(法律或道德)规范性意义。通过诉诸传统理解,或以技术性原因为由排斥现代女性主义强奸理解的观点,本质上是在通过概念界定压制道德发展。强奸应被视为一种本质上争议的概念,如此理解,则女性主义对强奸的重新解读或是渗透性界定,以及由此导致的强奸范畴的扩展,就是一种合理的道德或法律发展过程。将强奸视为本质上争议的概念,意味着关于强奸的公共讨论必须保持开放性,同时也不会导致任何界定都是可接受的这种相对主义结论,借助一定的标准,就能够将强奸争论框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行政过程中的政策形成——一种方法论上的追问

传统行政法学偏重于作为行政过程最终结果的行政行为,缺乏对行政过程中各种行为形式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也忽视了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的政策形成能力。现代行政法学应当关注行政政策形成的过程与能力。美国行政法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其对于政策与法律之间互动的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制定法解释准则的构建,均体现了与日本等国类似的法治进路与方法论,值得中国行政法予以参考借鉴。     

析犯罪构成的三大理论缺陷——一种方法论上的观察

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三个基本理论缺陷，即行为观、构成观和静止观。行为观不能反映犯罪本质，不适合作为犯罪构成的理论基础；构成观使犯罪构成成为一个封闭体系，不能充分反映犯罪的全部内容；静止观使犯罪构成不能把犯罪的内部千盾及其发展运动过程表现出来。三大缺陷造成犯罪构成只是定罪的工具，因而其在刑法体系中的作用有限，影响了刑法理论发展。上述缺陷最根本的原因是行为观造成的，只有超越行为观才能为犯罪构成研究走出一条新路。     

平静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力量——在“第二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我是1996年下半年开始做律师的。刚做时从诉讼业务学起,因为诉讼业务是律师业务的基础,同时也是要求技巧最高、综合运用最强的业务形态。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努力多做案子,每个星期都要出庭三到四次,对每个案子准备得都很认真。刚刚入行,自己的同学、朋友都在法院做着最基础的书记员工作,不像现在的律师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当时的我真是“白丁”一个,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借力,只能靠着对事实、对证据、对论证逻辑的把握,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自己的客户争取最大利益。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认真地做每一个案子。诉讼对抗性强,我脑子里天天想案子,刀光…     

刑事裁判思维中的犯罪构成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

犯罪构成论在刑事裁判思维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导引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如何进行＂符合性＂判断。然而,这种规范与事实之间是否＂符合＂的逻辑判断顺序,却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排列顺序,而是案件类型不同,裁判思维模式就不同,而裁判思维模式不同,＂符合性＂判断的逻辑顺序就不同。在不同裁判思维中,犯罪构成理论模型针对不同类型案件裁判所发挥的＂符合性＂判断＂导引图像＂作用侧面是不一样的。在适合简单案件裁判的概念思维中,强调＂符合性＂判断的形式侧面;而在适合复杂案件裁判的类型思维中,则重视＂符合性＂判断的实质侧面。     

“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法治——一种法哲学上的阐释

“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 ,是协调统一的。法治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一种制度安排 ,“以人为本”则是深藏在它背后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的精神力量。从总体上说 ,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个体本位没有内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文化中 ,这是数千年中国法意识和法制度匮乏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 ,“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法治观念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应以彻底解放人作为最高宗旨 ,“以人为本”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建立刑法判例制度的合理性思考——一种价值层面上的分析

对建立刑法判例制度合理性问题的争论，人们更注重一些现实利益的考虑，价值层面上甚至站在人性的高度对建立刑法判例制度合理性的揭示着墨不多。作为一种制度，当然需要规范层面的构建和操作层面的落实，但是置身于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文化中，它同样需要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可。所以，单出于利益的考虑即对刑法判例制度进行取台，显然是武断的。本文意图在这方面作一突破。     

中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

自从行政主体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以来,经过20年的不断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整个行政法学体系起着基础性的整合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主体多元化发展,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已经显现出诸多弊端。本文首先介绍了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然后分析了中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弊端所在,进而从行政分权、公共行政、价值定位等角度提出了行政主体理论的相关完善意见。     

我国警察协助模式的选取——一种比较法上的检讨与反思

我国的共同上级协调型为主的杂糅并存警察协助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亟待改革。通过考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警察协助模式可以发现,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则程序型模式是脱警化的法治产物,美国的执法结构完善型模式是多元分散的警察权的体现,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的职责内生型模式是法治发达地区的威权结晶。作为继受大陆法系传统、法治并不发达的我国大陆地区,警察协助的脱警化历史演变以及规则程序型运用的晨光初现,都将我们指向了规则程序型的道路,加强协助规则的立法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因此,以《人民警察法》修改为契机,重构以规则程序型为主的警察协助模式,对其它模式的合理取舍,是我国大陆地区未来警察协助的变革之路。     

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意义——一种法哲学方法论上的初步分析

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程。一般来说,区域包括全球意义上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区域,后者是指主权国家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行政管辖层级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因而构成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区域法治发展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发展在主权国家的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这里主要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加以研究。马克思提出的多样性统一的概念命题,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区域法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进而呈现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个别化的方法原则,这是从黑格尔到19世纪德国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想流变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方法论准则,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达到了集大成。批判地改造并运用个别化的分析原则,有助于我们发现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奥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拟应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揭示和概括个体行动的本质性关系;努力探索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从现实中升华并形成思维类型;对研究对象展开具体的历史性的分析;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     

对贪污罪和受贿罪两种犯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析及比较

在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构成中都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但是由于两者的犯罪本质存在差异,导致两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含义不同,本文在对两者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比较了两者的不同点。     

两种类型,一种构造? 《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的解释

因不作否认表示而对他人行为负责之规定与私法自治理念存在冲突,乃民法学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容忍代理与拟制追认两种解释可能性。从司法案例及比较法的考察可知,两种构造虽同样针对无确定内涵的行为样态,均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价值填充,排斥拟制技术的运用,但二者所涉主体的利益关系及法律基础不同,在构成要件上应作区别对待。《民法通则》在文义上将两种类型收编一处,在法律构造上难称妥当,需经立法途径加以解决,即应将容忍代理作为广义表见代理的特殊类型,而将拟制追认改为默示追认纳入追认代理的一般规则处理。     

论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买卖——"小产权房"的另一种形式

农村房屋出售给城镇居民是"小产权房"的另一种形式,其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物权法>在此设置了开放武的衔接性规定,<土地管理法>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国务院有关文件则明确提出城镇居民不得购买宅基地及农民住宅.解释论上,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合同应根据<合同法>第52条认定有效,以调整双方债的关系;立法论上,在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社会条件等问题解决前,可在<土地管理法>修改时增设宅基地法定租赁权,以解决农村房屋买卖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