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不能被设定为犯罪

能否将“见死不救”设定为犯罪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其所涉及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道德或法律的范畴,反映出的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能否客观评价二者的作用,尤其是能否对法律产生理性认识。见死不救原本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可以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通过立法来奖励和鼓励见义勇为,但却不能将见死不救设定为犯罪行为。以设立为罪来打击见死不救,从而促成见义勇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关于见义勇为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随着诸多"见死不救"事件的出现,使得"见义勇为"与"见死不救"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且引发了人们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能否将"见死不救"入罪的提法也备受各方关注和争议。"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原本都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可以通过立法来奖励"见义勇为",但法不能将道德推向极致——不能将"见死不救"设定为犯罪行为。     

对“见死不救罪”立法有关问题的思考

如何减少和消除“见死不救”?不少人都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现有法制保障打击犯罪分子外,还要靠道德层面的呼唤。但当公民整体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政府通过法律介入是理性的选择。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是减少和遏制眼见他人陷入险境,行为人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现象的重要法律手段。     

从“小悦悦事件”看法律与道德的缺失

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和事实层面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小悦悦事件＂折射出整个社会群体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但是一旦为道德立法,法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损害。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见死不救不能入刑。     

从“广东小悦悦事件”看见死不救行为的罪与非罪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并没有规定"见死不救罪",见死不救行为一直以来也仅认为是道德范畴的概念。但是,面对屡屡发生的因见死不救行为而导致的死亡或重伤案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行为的性质,甚至考虑将有特定救助责任或义务的见死不救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不是将见死不救行为全面犯罪化,对于无特定救助责任或义务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罪。     

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冷思考

设立"见死不救罪"存在着种种不足缺乏足够的法理基础、立论依据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会增加公民的义务、违背现代法学所普遍认同的道德理念、不符合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对人权的漠视、不符合现实要求.因此,不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     

看看与你重名的有多少人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日前强调：“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要坚持先抢救、后缴费原则，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马晓伟同时指出，医院急救欠费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但这并不能成为医院拒绝救治病人的理由。     

道德文明建设应坚持文质并重

“文”和“质”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文”是指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质”是指事物的实质，内容。道德文明也包括“文”和“质”两个方面。道德文明的“文”是指道德文明的外在形式、表现，如道德文明的礼仪、规范等S道德文明的’质”是指人的内在素质，如人的思想、信仰、情感、习性等。道德文明建设应坚持“文”和“质”两方面的建设并重，这样，才能保证道德文明的健康发展。一、“文”和“质”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道德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文质并重，这是由二者在道德文明中的价值和地位决定的o道德文明形式即“文”的…     

道德教育中的认识误区及其影响分析

当前，道德教育中出现的言行脱节、表里不一的现象并不鲜见，“知”与“行”之间出现明显落差。审视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在其过程中的确存在对道德本质的认识误区，对道德教育的实效产生了一些不科影响。道德教育等同于知识及科学教育，导致道德理论与道德实际相脱节；道德教育诉诸于外在的道德强制，导致学生被动接受教育，表里不一；对道德行为的反馈过于依赖奖励，导致学生的道德动机错位；道德榜样的评比趋于功利化，导致道德虚伪的产生。     

富国裕民与道德情操塑造——从亚当·斯密的理想设计看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397983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均GDP的突破并不能改变“道德滑落”的现实。“不道德的血液”不仅流淌在某些商人的血管里，更是一些权力掌控者肆无忌惮地腐败和大行潜规则的源头，其结果就是社会道德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     

法律视野下的见义勇为——基于立法进行补偿和奖励的角度

见义勇为本是一个道德术语。当下,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现象愈演愈烈,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数见不鲜,见义勇为有由道德调整转入法律调整的迫切必要。但相关地方法规的混乱不仅使见义勇为者的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也导致了实践中几近无序的局面。只有摆脱道德的视野,以立法的方式对见义勇为进行国家补偿和奖励,才有可能扭转目前的局面。     

也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绩与问题并存，成绩大于问题的形势下提出的；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尤其是政治道德建设，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和基本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中，既要反对“法律万能论”和“法律无用论”，也要反对“道德万能论”、“道德无用论”，更要反对“人治”。     

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伦理内蕴

什么是“伦理’”？“伦理”与“道德”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它们的区别何在？倘若这样一些基本概念都没能廓清，要想建立起伦理学完整的价值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论题的目的，这里只想说明一点，“伦理学”这门学科名称不是我们本土的产物，是日本人翻译西方有关著作时，借用“伦理”这样一个汉语而传入我国的，我们还是还其本来面目：“伦理学”（ethics）是道德哲学（moralphilosophy），是对道德至善的哲学思考和理论阐述的思想体系。而不是“道德学”，不是为各种道德规范存在的合理性作理论注解或辩护的。从…     

“伦理”与“道德”辨析

“伦理”与“道德”在词舞学、英语语境及实存的人伦关系三个层面各有内涵和意蕴，但是“伦理”与“道德”又不是毫不相干的平行线。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伦理内涵着道德，道德有待于发展为伦理；伦理是道德的本质，道德是伦理的具体化；伦理是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前提，是道德的原则和本质，道德是伦理的表象和必然指归。伦理与道德的具体内容都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专题发言摘要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专题发言摘要【编者按】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成为各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也说明在这一领域尚有一些课题值得注意和研究。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５日，在我院东方...     

当然解释个案适用的批判性反思--从夫妻间见死不救案件谈起

对于夫妻之间见死不救的案例,有人认为既然《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助的义务,那么从当然解释的角度出发,夫妻之间肯定也应该有相互救助的义务,所以构成不作为犯罪;也有人提出,虽然刑法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不作为的要件之一就是“其他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这个“其他法律”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到《刑法》中,存不存在不作为犯罪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当然解释,应是在结果未知的情况下作出的能体现其作用价值和意义的解释,而不是对公众舆论、道德、法律工具主义等因素的妥协。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如何认识和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一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论。本文在对“法律道德同一论”、“法律万能论”、“道德至上论”、“道德法律均衡论”等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律道德论”，相信会对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有促进作用。     

政府重构视野下的行政道德建设

当前政府重构的目标定位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这对政府的行政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论述了社会转型期对行政道德建设的挑战，阐明了行政道德建设对政府重构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加强行政道德建设的途径。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古今中外，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医院见死不救被判赔偿"的法律基础--医疗服务合同的特殊性分析

医疗服务合同在性质、成立以及内容上具有与一般民事合同不同的特点,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医院见死不救被判赔偿”的法律基础,并由此提出了对我国医疗制度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