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行政不作为案件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 ,被告对具体行政不作为行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 ,原告对某些待证事实也要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行为必须在一定的时限内进行。被告与原告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浅论公诉人在控辩式法庭上如何举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公诉人面临着新的课题,即在法庭上如何举证。在过去纠问式庭审方式中,举证主要由审判长承担,公诉人只做辅助性举证,而实际上举证责任由审判长和公诉人共同承担。然而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控辩式法庭上,举证责任则全部由公诉人承担。公诉人在法庭上不仅要出示证据,而且还要运用证据进行论证,证实犯罪。审判长则不再承担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行政诉讼中,仅仅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或者仅仅由原告、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行政机关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举证优势,而且一律要求行政机关举证不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同样,由原告、第三人完全承担举证责任,会导致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进一步不平等,不利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行政诉讼的监督作用。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必须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论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是免除了当事人一方的举证责任,由另一方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的后果,实际上是败诉风险由谁承担的问题。本文从举证的难易、证据距离当事人的远近以及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立法的宗旨、举证的目的等方面阐述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必要性,阐述了举证责任倒置应注意的几种问题。     

试论解救人质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法律责任及救济机制

在解救被劫持人质的案件中,公安机关在三种情况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是拒绝或拖延解救人质;二是在解救过程中采取措施不力;三是无过错情况下人质受到伤亡.应当通过行政诉讼、专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制定相关的行政补偿条例等三种不同的问责机制,分别解决相关的法律责任问题.     

离婚诉讼“举证难”问题探析——以无过错女性为视角

无过错女性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案件性质以及立法规定不完善等原因，导致了无过错女性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困难。破解无过错女性“举证难”之问题，除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在该类案件中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且在特定情形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之外，私人侦探的调查取证亦是解决该问题的可行途径。     

论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

理论界对于举证责任的研究都局限在诉讼领域,其实,行政行为的举证竞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的行政行为有着不同的举证责任,应当分别研究。在行政立法中不存在举证责任的问题;依职权的行政执法行为由行政主体承担举证责任,依申请的行政执法行为分别由申请人和行政主体为各自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裁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说服责任始终由被申请人承担,推进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人承担;对民事争议的行政裁决,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探析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如果不举证、或者证明不充分,那么他就有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举证责任属于法律义务的范畴,在诉讼中通过举证,由法院予以查明确认,作为定案的事实根据,并根据这些事实,正确运用法律,     

民事诉讼第三方举证制度研究

第三方举证制度是指在特定的民事诉讼中，在原、被告都不能或不宜举证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程序要求，在法院的主持下，由特定的第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相关制度。它是为弥补当事人举证不足而提出的一种补充性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其存在价值是使民事诉讼更加公平、合理。     

谈民事举证责任承担

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一项诉讼义务。当事人的举证与人民法院的主动收集和调集证据是同一问题的两方面。所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均应成为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既符合我国刑法规定,又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其合理性,可以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取得其应有的席位。我国有必要构建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的严格责任。     

浅议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缔约过失责任自确立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在大陆法系债法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我国合同法首次对缔约过失责任予以明确规定,为其适用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因此,必须科学构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体系,确定其适用范围,以解决缔约过失责任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产品责任法原则论

原则问题是任何一个法律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不存在无原则的法律。产品责任法也有自己的原则,反映了该法的精神实质,而且已形成了原则体系———有作为法(产品责任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作为责任(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和赔偿原则,这些原则层次不同,作用有别,但紧密相联,认识并准确定位这些原则有助于对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深层次研究以及科学制定。     

农民环境权益的法律保障

环境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之一,是公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环境权益上的公平与公正.目前,作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农民的环境权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和基本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文章着重从确立环境权,调整国家公共政策,完善环保机构,建立权利补偿机制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农民环境参与权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法律建议.     

约因引入中国是否可行

约因制度是英美法系独特的法律制度,结合约因制度的内容,联系英美法系法律思维,约因制度引入中国将会遇到“水土不服”现象,即约因制度过于技术化、复杂化,无法抽象出一般原则;约因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信赖利益的保护,同日益扩大的合同责任趋势相佐,从而否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约因制度的特性使得我国法官不易掌握。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已存在与约因制度内在的合理性内核相似的法律救济制度及规则,因此,约因制度引入我国实无必要。     

对我国刑事法严格责任的解读

严格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对于严格责任也有相关的立法。国内外刑法学者对严格责任有相当数量的论著,但观点对立,支持者从为使刑事诉讼趋于高效和实体更加公正,体现出当代意义的刑法精神出发,倡导对严格责任的发展考察。但是,有指摘严格责任存在必要的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古代客观责任的残余,是不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一种表现。更有我国的刑法学者指出,严格责任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相适应,是对传统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的突破,不适合我国国情,不应加以借鉴。     

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

2005年的<公司法>修改在众多制度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也仍有些问题悬而未决,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承担便是其中之一.间接关系在特定情形下的直接化使董事对第三人,尤其是债权人承担责任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尽管我国公司法并未直接规定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但并不排除其他法律的适用和援引,同时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不能盲目扩大化,必须严格限定其适用的条件和界限,其性质只能是补充性的.     

中国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法律适用指引——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

序言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这两个概念,是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最为复杂、最具有挑战性的范畴,是侵权责任法理论和规则科学化、系统化的典范,关系到侵权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的公平、科学、合理,因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特别值得研究,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侵权法的研究重点,受到世界各国侵权法学家和法官的重视。     

加害给付责任中责任竞合与责任聚合之辨

加害给付理论被喻为"法学上的伟大发现",它是伴随现代社会合同责任体系扩张而出现的合同法与侵权法的一个边际问题。加害给付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违约责任,是侵权责任的契约化。我国传统法学理论倔强地坚持加害给付责任的责任竞合的绝对化处理模式,而加害给付的侵害往往具有双重性,采用责任聚合理论更符合公平正义。而且对于加害给付究竟采用责任竞合还是责任聚合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加害给付所侵害的不同利益所发生之损害赔偿加以区别。     

论侵权法的社会化——以侵权法与保险的关系为重点

现代社会赔偿为首位的原则改变了侵权法的性格,突出表现在从个人责任的追究转移到损失的分散。侵权法开始扩张到严格责任,并在规范或事实上受到保险观念的影响。但是,以原告—被告的利益关系为基本结构的侵权法仍然面临着责任追究成本过大、赔偿范围与数额不确定、人际不公平等批评,其进一步扩张也导致了责任保险业的危机。道德论者在矫正正义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奠定了侵权法的正当性。功能主义论者也大多认为,侵权法在损害预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此外,保险制度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某些损害不能通过它来填补。因此,侵权法规则并不能被保险所取代,但是无论从现实上还是理论上讲,过分扩张侵权法缺乏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