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少年犯罪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严峻，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本文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内涵、现状与不足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提出了完善构想。     

试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少年犯罪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严峻,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本文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足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提出了完善构想。     

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

自从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制定少年法庭法和建立少年司法制度以来,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蓬勃地发展起来.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状况:一是从青少年法规的内容来看,由单纯的司法消极预防转变为对青少年进行积极保护;二是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向“司法福利”发展;三是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向成年人发展;四是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对少年犯处理向社会化和多样化发展;五是将危害少年的成年人犯罪特别规定为青少年法规的主要内容,借以保护少年.     

少年司法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对于预防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不仅是基于“国家之父”观念、人道主义立法思想和教育刑罚观的理论基础,也是应对、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激增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措施。     

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在走回头路

犯罪的孩子、青少年和犯罪的成年人相比要少受到责备并且要容易矫正,这个在美国占据世纪之久的古老观点近年来正在向一种更苛刻的观点让步。下面是关于这一过程的演变回顾。在18世纪的美国,孩子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成年人相比很少有差别。甚至七岁的儿童就可以在刑事法庭中受到审判。当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开始把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看成是人一生发育的独特时期的产物时,改革者遂认为应把孩子从成人监狱中分离出来。1825年,预防青少年犯罪学会建立了纽约庇护所(the New York House of Refuge),这是第一个为安置(accommodate)青少年犯而设…     

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与建构研讨会在德州市召开

4月17至18日,由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与建构研讨会”在山东省德州市召开。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党组书记、秘书长操学诚,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尚洪立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桂明主持研讨会。     

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发展与改革

各国对研究和探索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对策非常重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在我国,有关部门对治理青少年犯罪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乃至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重要位置。因此,对国外少年司法制度产生的理念、发展及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比较和研究,可以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和构建有所裨益。     

论我国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构建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这种司法模式特别适合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也和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契合，因此，应在我国建立起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在建立这项制度时，应借鉴西方国家一些成熟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     

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倍加推崇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具体方案不仅引起我国法学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而且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还展开了恢复性司法本地化实践,其中在少年司法领域尤为活跃,为此,有必要围绕恢复性司法来深入探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这一课题。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

本文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从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废除未成年人累犯制度及未成年人消灭制度三方面论述了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     

理解未成年人检察制度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远远还没有完善到只需墨守成规的时候，当前，必须加快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探索与改革。可喜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5年9月）中规定“在检察机关实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负责制，有条件的地方逐步设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机构”，对未成年人检察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规划。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修订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则将我国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制度之探究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离不开专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介入,而社会工作专业尤其是司法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为其介入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少年司法过程的必要性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对此问题的讨论,必须从宏观上关注三个问题：一、少年司法的指导理念;二、少年司法的法律依据;三、少年司法制度构建的社会条件。然后再观察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是否与之契合并是否能够服务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具体领域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德国少年司法制度研究

作为大陆法系的重要代表，德国早在1923年就出台了以教育思想为特征的适应青少年生理与心理特点的少年法院法（简称少年刑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各州司法行政部门建立了青少年法庭。经过多年不断的修改与发展，德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本文将就德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与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有关方而作一些比较，希望能够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借鉴。     

域外少年审判制度之借鉴与启示

美、英、德、日等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少年审判制度建立起步早，体系完备，在审判理念、立法模式、审判机构、审判管辖、审判流程、处遇体系等方面对于完善我国少年审判制度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启示：应树立以教育代替惩罚、以少年利益为中心的审判理念；构建独立、完备、富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采取多元化模式，建立独立的少年审判机构；将虞犯少年纳入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建立庭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监护人出庭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简化审制度、前科消灭制度等；构建完备的少年处遇体系，且以保护处分为主，以刑事处分为辅。     

论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对转化型抢劫罪司法解释合理性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相对负刑事责任人排除在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之外，这一规定既不符合刑法理论通说，也与立法解释的精神相违背。基于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区别于其他犯罪人不同的刑罚处遇要求，应当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我国刑法出罪机制不在于犯罪构成体系中，而在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中，这也成为未成年人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规范表达，应当充分重视对“但书”规定的认识和运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共性特征分析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态在行为学及个体方面存在明显的共性特征,未成年人犯罪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共性,家庭、学校和非人际交往媒介等社会因素的对其有一定的影响,未成年人本身的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