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侦诉体制的重塑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当前实行侦控审分立的诉讼模式,公检法三机关各管一段,形成类似工厂流水线作业的运行机制,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活动在程序上被明显地区别开来,各自是独立的诉讼阶段。这样的诉侦体制不仅无法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无法保证案件的质量,呈现出种种弊端。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诉关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检讨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的活动。它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共同构成了我国司法制度中解决不同性质案件的三大诉讼形式。由于行政诉讼最突出的特点是被告为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因此也被老百姓喻为是一种“民告官”的诉讼制度。一、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缺陷和弊端(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规定不完善、不科学首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12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侵犯公…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 ,要通过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方能实现其既定的价值目标。司法资源稀缺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要求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可供投入的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但是 ,这种以成本收益为基本约束条件的诉讼效益观 ,不应损害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刑事诉讼的司法资源 (司法投入 ) ,按照其变动特点 ,可以区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而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分析刑事诉讼中影响这两种成本投入的诸种因素。本文拟从诉讼周期、司法工作人员数量与素质、诉讼程序、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司法机关独立程度等几个方面对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作一尝试性探讨。     

环境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原告资格之反思——基于宪法原理的分析

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基本功能定位,决定了行政机关一般不能为刑事、行政和民事诉讼的原告,尤其是环境行政机关并不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在宪法上的两大基本法律关系主体(政府与公民)的预设框架之下,司法审判的原被告双方有明确的主体资格要求,由此四类不同类型的诉讼(民事、刑事、行政和宪法)案件,并遵循不同的诉讼规则和程序。如果无视原被告双方特定的主体资格与条件限制,势必导致诉讼法律关系的混乱。当前,赋予环境行政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本质上是将原来的行政法律关系硬性扭转为民事法律关系,有违宪法的一般原理和制度框架。     

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化审定位

自 1 997年 1月 1日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后 ,如何简化刑事诉讼审判程序成为相当“热点”的问题 ,刑事案件简化审被评价为是对现有审判方式所作的进一步改革。本文认为 :简化诉讼程序并非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及肯定简化审程序中应有的司法理念问题 ,其意义在于可为创建我国司法审判主流模式取得突破性发展积聚经验。本文还就与简化审相关问题发表意见 ,如普通程序简化审法律属性准确定位、保障简化审中控辩双方诉讼权利、简化审中控辩双方诉讼权利、简化审案件对被告人可否在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处罚的“审被交易”、简化审案件的当庭宣判、以及“简化”与“细化”的辨证关系等。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及其适用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是指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应尊重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作出优先判断及处理的权力;对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法院一般只能在行政机关进行首次判断之后,才能进行审判。该理论源起于日本,其最初被创立的目的在于否定课予义务诉讼和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后来,该理论趋于"缓和",其主要作用变为限制前述两类诉讼。该理论的正当性依据是权力分立原则、司法国家体制下司法权的特性以及行政权的优势等。我国行政审判法官们已开始运用该理论来裁判案件,但存在不太恰当甚至错误适用该理论的情形。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借鉴域外这一理论,从立法上明确课予义务判决中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情形,修正该类判决中否定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路径,并确立预防性不作为诉讼。     

论刑事诉讼程序回转

刑事诉讼程序回转,又称刑事诉讼程序倒流,指公安司法机关将案件倒回前一个诉讼阶段并进行相应的诉讼行为。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承上启下地位的检察机关适用程序回转措施的情况尚缺乏研究。撤回起诉是发生在检察环节,前承侦查机关,后接审判机关的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诉讼回转活动,从理论与注释的角度对目前我国撤回起诉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分析,揭示其存在的问题与缺限,结合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以发挥诉讼回转的目的与功效为价值追求,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与完善的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保法庭的困境与出路——以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为视角

近年来,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纠纷,各地法院纷纷成立专门环境资源审判组织,探索环境审判新机制.然而,环保法庭自设立以来,一直面临“无案可审”的尴尬境地,其中受案范围过窄且缺乏统一性规范是导致这一症结的重要原因,受案范围问题关系到专门环境审判机构的生命力,因此应当加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统一规范并合理拓宽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在界定我国环保法庭受案范围时可以考虑包含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因环境损害引起的私权诉讼案件、环境刑事诉讼案件、环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补充侦查制度的变革原则

补充侦查是指刑事诉讼进入一定阶段以后,由于发现案件中存在着需要进一步侦查的情况,以补充原来侦查中未能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问题,由负责侦查的机关对案件按照法律规定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证据的诉讼活动。①补充侦查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活动,在一定时期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依赖于侦查机关侦查能力的有限以及司法实践中客观情况的纷繁复杂。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中对补充侦查加以科学的规定,将有助于补充侦查的顺利进行,同时实现兼顾刑事诉讼各项诉讼价值的需要。但是,各国刑事诉讼模式、历史传统以及其他因素的迥异使得对于补充侦查的界定如同…     

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的几个问题

司法实践中,我们把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叫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目前法律对这类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和具体,因此,有必要对如何受理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条件和范围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符合以下六个条件,人民法院都应予以受理: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在法定期限内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二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该具体行政行为;三     

刑事立案异化及其原因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的阶段，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普遍不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而是根据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决定立案与否。这使得立案程序出现异化和虚置现象。原因是公安机关兼有行政管理和诉讼侦查双重职能以及公安机关内部规范、司法习惯与刑事诉讼法的矛盾。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审构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了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控审构造.认罪认罚案件中检、法仍然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但在职权上进行了调整.囿于传统诉讼构造与认知,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控审冲突的排异现象.随着认罪认罚案件控审构造在理论层面的廓清以及相关综合配套制度的完善,控审之间终将迈向常态化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在纵向...     

检察权的独立与监督——兼谈人民监督员制度

一、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是一项基本司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是检察机关实现国家检察权的根本保证。(一)只有独立行使检察权,才能真正实现控审权力分离的目的控审权力分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诉讼原则,是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要求,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其基本要求是,控诉与审判职能由不同的主体承担,未经起诉的事项不得审判。控审权力分离是创…     

浅析行政诉讼法《解释》第65条之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第 6 5条规定 :“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和裁定后 ,当事人均提起上诉的 ,上诉各方均为上诉人。诉讼当事人中的一部分人提出上诉 ,没有提出上诉的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 ,其他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何为“对方当事人”呢 ?《解释》没有作具体规定 ,从而使得在司法实践中 ,行政上诉案件当事人的称谓很不一致。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这样一个案件 :一审判决撤销被告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一审判决后 ,原、被告都未上诉 ,而只有第三人上诉。第三人上…     

论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中司法变更权的引入

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房屋拆迁类纠纷案件与日俱增,其中因不服行政裁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比重很大。此类案件名为行政诉讼,实为解决拆迁双方的民事纠纷。目前因司法判决类型不完整,导致法院、行政机关、相对人三方皆处于不利境地,故在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中引入司法变更权势在必行。从国家权力配置、与国内行政处罚中司法变更权相通之处及对域外司法变更权考察的角度来看,在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中引入司法变更权是可行的。基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提出了引入司法变更权的特有原则、具体规则及对司法变更权应有的监督。     

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证分析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可以发现,因目前单独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不足,司法实践中尚存诸多争议,司法处理也不尽一致。结合案例梳理对比以及法律分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称谓应是“公诉机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受案范围上应区分法定案件类型和新案件类型,法定类型以应提尽提为原则,新类型以谦抑性为原则,主体关系上刑事诉讼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有交集而非全异关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利益追求应是诉讼利益而非利益本身。     

关于改革公诉制度和强化国家法律监督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中,国家既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方,又是审判者,还是监督者。这样的角色安排,置国家于难堪的法律地位。《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以刑事公诉为主要职责不符合宪法初衷。刑事公诉职责(包括侦查和检控)应该由政府司法部门承担。国家检察机关必须承担和强化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各方面的司法工作的监督,更要承担和强化对行政机关各个部门各项行政工作的监督。     

刑事诉讼中能动司法初探

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为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所进行的活动为广义的“司法”。近来，我国（狭义）司法实践中兴起了“能动司法”的潮流。梳理古今中外包含“能动司法”因素的实践与学说后，在我国当今司法语境下从程序、证据与实体，法院审级，不同类型的诉讼等角度分层解读。审判阶段能动司法指法官拥有的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职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从认识论、系统论、诉讼法学原理分析其理论基础。并为刑事诉讼中合理地“能动司法”寻找界限。     

法律监督视野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制度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缺乏程序规则、监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应从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受理及处理程序、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对移送的监督制度,并可以在行政法律中直接规定罪名、罪状、法定刑以及建立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转换,统一证据规则等方面完善行政执行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