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刍议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是我国应对地方治理全球化、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具有系统性,突出地体现为地方政府环境制度供给能力、环境公共监管能力、环境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环境多中心合作共治能力等。目前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意识,地方政府环境权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府际环境合作,环境社会资本,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技术创新等七个方面。     

城市环境治理投入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

文章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治理上的博弈,并提出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的政策执行意识和服务意识,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物质激励,政治晋升方面的激励,循环经济的推广使用;环境治理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合作型环境治理:一种新模式

合作型环境治理有多种方式,本文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地方政府参与协商并执行环境管制;二是投资者与地方居民通过协商的形式达成一种公私合作的关系。成功的合作型环境治理意味着赋予地方权力,由它们决定需要采纳的环境治理措施,而不是简单地将国外的已有的解决方法进行转移。     

农村环境治理基层政府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突出,治理绩效低,从政府责任的角度而言,涉及政府环境治理定位不明、环境责任履行乏力、依法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针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需要创新农村环境治理体制,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法律法规,建立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构建政府主导型农村环境治理格局。     

理顺我国环境治理网络的府际关系

政府是环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发挥政府整体性功能对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环境治理实践中确立了政府间共同监管的横向合作关系和逆向责任机制的纵向控制关系,这种政府关系模式衍生出诸多治理问题。重理政府间关系,加大省级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广泛运用授权和绩效管理等工具,推动环境治理由共同监管模式走向合作协管模式,促进环境治理网络形成,是确保政府有效治理环境问题的关键策略。     

我国政府环境治理价值选择研究

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公众的一致诉求,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主导着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绩效水平。研究政府在所参与治理领域的价值选择(value option),是近年来兴起的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PV-GPG)研究治理绩效的基础工作。本文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能够反映政府治理价值选择的代表性材料进行筛选与分析,完成对我国政府环境治理的价值选择集合、从属关系、结构化等方面的研究,最终将我国政府环境治理价值集合整理为结果主导的四个公共价值类别及共识主导的四个公共价值类别,该分类及其各自价值从属网络既是对我国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公共价值本质分析,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依据。     

政府在环境纠纷处理中的角色回归与职能矫正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环境欠账积弊日深,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且形势日益严峻,不容忽视。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或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偏差和职能错位。要杜绝因政府角色偏差和职能错位导致的合谋行为,就必须加强监管,矫正政府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偏差,进一步将职能从经济职能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以保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和环境治理的效果。     

被困的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两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透视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频发缘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内地方政府环保职能的不健全、民情表达的不畅通、决策程序的不透明、以及环境治理的不充分。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地方政府面临着价值选择困境、体制性困境和政府能力困境。     

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内在机理与破解途径——基于“智猪博弈”模型视阈

在现有压力型体制及行政组织系统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表现为"智猪博弈"关系。只有在实践中坚持环境正义原则,处理好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逐步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机制;合理分置环境治理事权财权,适当调整行政管理体制;倡导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治理行为多样化格局,才能走出传统发展窠臼,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京津冀重污染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近几年的环境监测数据表明,京津冀区域的各项环境污染指标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最后10位的城市中,京津冀区域的13个城市基本上要占据6个~8个席位。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要求京津冀三省市在环境治理方面必须通力合作,通过协同治理使该地区的环境质量取得根本性改善。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也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的偏好不同、区域内环境治理的法律规范不统一、环境监管分别执法、环境协同治理缺乏制度性保障等。为了使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达到预期目标,应着力统一区域内环境治理规范,建立区域内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和环境监管联合执法机制,完善区域内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并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     

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基于文献的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既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激励。基于现有文献从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两个维度梳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整体政府理论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基于英美德三国环境治理模式

整体政府理论倡导整体性的政府管理、横向纵向协作的管理和多方主体的协作与参与。在整体政府改革的背景下,英美德三国在环境治理上注重加强核心机构的作用,建立跨地域的环境治理机构,与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我国的环境治理要加强跨区域环境管理机构的建设,统一目标并加大政府机构多方向的合作,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参与,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并加快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     

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战略性认知与建构

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看,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问题,而是包含错综利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20世纪以来的各类环境公害事件使西方各国将环境治理放在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并逐渐形成环境治理的不同模式,而公众对于环境治理领域的广泛参与是西方各国环境治理呈现的共性特征。在我国,政府几乎成为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而作为环境污染直接受体的公众却被严重边缘化,这是造成我国环境治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局面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深对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认知,构建良性的模式运行基础,以改变愈发严峻的"环境赤字"局面。     

大气污染强化治理:激进动员、有限响应与默契互动

在中央"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大气污染治理的高压任务之下,环保部的政策动员、地方政府的回应及两者间的互动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典型个案,对环保部与地方政府围绕强化大气污染治理的新实践进行探索性分析。构建"五位一体"激进动员框架,描述环保部在特殊的政策窗口,开启具有政治意涵的激进动员的作为;设计"经济发展-环境治理"行为光谱图,阐述地方政府修正"上动下不动"的惯习,"有限响应"环保部激进动员的举动;提出高频间歇式环境威权、污染治理锦标赛等新理论概念,呈现环保部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度强势"与"有限遵从"的默契互动,以及有限缓解"环境治理悖论"的结果。此外,本文指出过度依赖威权工具的污染治理存在治理"凝闭"、政策工具单一的隐忧。本文可为"大气十条"后续治理提供镜鉴。     

与市场共演：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新策略

在市场化环境中，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具有“与市场共演”的特征。这种特征的表现之一是，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向营商环境治理。研究发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反塑政府”“政府与市场互惠”的共演过程，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转变提供了不竭动力；而在共演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政府与市场重复博弈的良性互动，推动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向着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持续调整。政府作为市场作用机制发挥的“助市者”，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双强模式”的重要基础，这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鲜明优势。     

民主与环境治理关系研究

我国的一系列政治报告，都非常重视民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民主建设与环境治理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民主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取决于许多因素。民主通过选举、审议和参与，表达了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的意见，从而影响到环境治理的效果。要研究民主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视公众的环境意识、民主制度真实效果和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对环境的作用，同时，也需要重视司法制度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保障公民环境参与权的困境及进路

在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伴随着政府管制型这一环境治理模式出现了环境治理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新的环境治理体系。在新的环境治理体系中,特别强调要吸纳公民的环境参与。然而在公民的环境参与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阻碍公民环境参与权实现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值得深入思考。     

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

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一直面临着三个挑战: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的环境成本与收益不确定,监管方成为被监管方的"俘虏"。在环境危机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了运动式的环境治理方式,企业面临着不确定的环境管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往往形成了"同谋"和"零和"关系。在目前中国环境管理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能否形成合作关系?本文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案例,探索可能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从管理到多中心治理:我国雾霾治理模式创新

当下,与经济高速发展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国环境质量的急转直下,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环境治理亦成为政府的工作之重。然而,由于长期浸淫于管理理念,我国传统的环境治理呈现出方向偏差、动力不足、效率低下、制度缺失等问题。在雾霾愈演愈烈的今天,有必要反思传统环境治理的局限性,并在治理理念的正确指引下,重构雾霾治理的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