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治组织弱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村自治组织是我国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很多农村自治组织在治理乡村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功能弱化、职能虚化、地位下降等问题,破坏了农村集体经济,损害了村民的自治权利与利益,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困难。只有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强化农村自治组织,才能有助于如期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提升治理效能 促进乡村振兴

近年来,韶山市抓住列入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和省委农村党建联系点的契机,坚持“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开拓思路、创新模式、精准施策,在乡村治理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夯实自治,以垃圾分类为抓手,激发群众创造力。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村民自治中农民冷漠参与的经济透析——新制度主义范式下的思考

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的背景下,在我国农村,出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新世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以成本收益为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立足现代中国农村尚有较多传统农业社会遗迹的现实,综合其它有代表性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吸取中国传统的乡村双轨治理模式的经验,并结合国家推行村民自治的根本考虑和主要动机,可以看出,以普选和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其巨大的成本而较少的可得利益,是其暂时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而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农业产业化并立足国情改造现代民主制度.     

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应是合作治理,以实现农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可以从改革乡镇政权组织,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和完善村民自治这三个核心维度来思考和推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成本收益论视线下的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的背景下,在我国农村,出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其实行已有若干年头.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新世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以成本收益论为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立足现代中国农村尚有较多传统农业社会遗迹的现实,综合其他有代表性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吸取中国传统的乡村双轨治理模式的经验,并结合国家推行农村村民自治的根本考虑和主要动机,可以看出,以普选和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其巨大的成本而较少的可得利益,是其暂时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而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农业产业化并立足国情改造现代民主制度.     

乡村治理试点的模式、问题及改革

我国2014年启动的村民自治试点,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由农村传统经济领域向农村综合治理领域的拓展与转变。村民自治试点纳入了自上而下集中管理的模式,这一模式与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区域多样性以及发展的渐进性产生着诸多冲突。未来的改革要着力于厘清村民自治与现代国家多层级治理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多层级治理间科学、合理性的治理逻辑,针对现实问题,强化乡村自治自主性的保障,维护乡村治理的应有空间,以自主性推进多样性和创新性,推动乡村治理的渐进发展。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意蕴及时代价值

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结合我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勾勒的宏观框架和有效路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了自治化矛盾,法治定纷争,德治润人心的作用。自治是治之本,法治和德治是治之道并共促自治,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治理架构和运行逻辑。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振兴,巩固国家治理的基础,打造平安乡村的必然要求。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检察院不包打官司

编辑同志: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是由党在乡镇和村的基层组织,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农民的新型经济社会服务组织共同构成的。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保障。那么,怎样做才能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昆明李荣     

“片区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新探索

在乡村振兴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下,"片区"已成为部分地区进行村民自治试点的新型治理工具。"片区自治"将人为划分的片区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使其成为"村"与"组"之间的一种非正式治理单元,从而实现治理单元的适度下沉和重塑治理单元的配置模式,以及促进乡村治理结构层级化和弹性化的一种实践形态。"片区自治"的生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村治体系困境的体制性因素、政策试点空间的政策性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的认同性因素以及适度规模效应的组织性因素等相互激荡而成。行政力量持续助推、基层党组织建设、新型自治组织营造、治理规则创制成为"片区自治"得以运转的有效支撑。然而,作为一场探索中的实验,"片区自治"尽管在强化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网络、提升村民自治能力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需通过激活内生动力、厘清自治权能、提升组织能力等途径提升农民主体性。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的新要求,也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同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工作;同时,农村现代化也不仅仅是基础建设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还应包括农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道德理念的升华。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进一步加强桂林市乡村垃圾治理的建议

<正>乡村垃圾问题已成为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制约美丽乡村建设的瓶颈。2014年11月1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全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使全国90%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自治区、桂林市提出两年完成这个任务,各县(区)必须在2017年3月底要完成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并通过国家的验收。为了更好地解决桂林市乡村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乡村“微自治”:价值、困境及化解路径

实践表明,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自治基本单元的乡村"微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实现方式,乡村"微自治"因具有内生的强大自治活力,对于发挥农民的自治主体作用,破除建制村自治长期以来难以"落地"的窘境和增强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乡村"微自治"又存在民主协商的基因易被阉割、自治权易被行政力量消解以及自治重心下移导致民主自治的褊狭等问题,而且可能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要达到"政经分离"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相背离。因此,在坚持自治为基础的前提下,寻求社会与行政、自治与他治的合作治理和良性互动,是乡村"微自治"持续有效运行的根本路径。     

村民自治:农村两委关系的解析视角

农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后选举时期乡村治理中的一个凸显的现实问题。村民自治的两委关系的政策设计体现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模式,即所谓的“鸟笼型村民自治”模式,而这种法理上的设计为村民自治实践遗留下了一个国家控制与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有力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