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克服路径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牢固,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要选择合适的路径来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     

差异化耦合与制度化整合：动员式政策的实践逻辑

在我国,动员是重要的政策工具。但是,动员式政策的实践结果却充满争议。要理解动员式政策的结果,需要打开动员式政策的实践“黑箱”。本文通过引入“松散耦合—栖居制度”视角,对4个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经验进行分析,考察了动员式政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面对强大的动员式政策执行的政治压力,由于政策的“松散耦合”,被动员起来的多样化的政策实践者会根据任务的复杂性和原有政策安排采取多样化的策略,包括政策学习和创新、政策调用、政策打包及政策脱耦。本文将这一政策“拆包”过程界定为差异化耦合。同时,在动员式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实践者也会利用多种制度化整合机制,包括组织结构和机制的再造以及政策经纪人的使用,对“政策束”进行打包和再整合。差异化耦合与制度性整合作为动员式政策实践的“一体两面”内生于地方治理的制度场域中。动员式政策实践中的“拆包”与“再打包”过程对于理解动员与常规之间的关系以及动员式政策执行的结果均具有显著的启示意义。     

财政收入偏好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以广东省A市执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是“制度一行为”博弈的策略组合。在经济导向的考核制度和分税制为基础的政府间利益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地方党政首长的核心偏好是地方财政收入。在这一偏好的影响下，对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政策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即有利于短期内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就执行，反之就不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格局下，只有理清与政策执行相关的系列制度、偏好、行为策略等变量的关系，才能认知地方政策执行行为逻辑。     

以纵向博弈视角解读中央政策执行阻滞

以博弈视角看,中央政策的执行其实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博弈过程。因此,对两者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总结中央政策执行阻滞的原因,并从制度选择角度研究对策,可以说是解决中央政策执行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     

浅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过程中,是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各种力量综合而成的整合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以及统治的合法性。然而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目前地方政府存在政策执行力不佳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政策实践中要求通过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创新,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削弱行为及其提升路径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政策执行力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由于利益错位以及政策执行要素缺失,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存在着政策僵化执行、迟缓执行、截取执行、变相执行等削弱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行为。完善政策执行客观机制、提升政策执行能动因素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政策扩散机制的类型研究——基于浙江省湖州市的环境政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绩效竞争压力和官员晋升激励下,积极推动政策扩散,政策扩散已成为政府推进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市形成了环境政策扩散的"湖州样本",以此为参照,基于创新型政策从"发源地"到"采纳地"空间流动路径的维度,总结了中国政策扩散的三类机制: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政策扩散机制、下级政府发起的"自下而上"政策扩散机制、政府间横向的政策扩散机制,描述了三类政策扩散机制的含义、动因、特点及在"湖州样本"中的具体表现,以解释、预测中国政策扩散实践,为国内政策扩散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暗访督查如何运行：一个纵向府际信息互动的分析视角

作为常态化的信息监督方式,暗访督查如今被广泛应用于纵向府际治理中。从纵向府际信息互动的视角看,暗访督查的启动原因在于缓解纵向府际“督查—迎检”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适用的信息场域体现出下级治理信息的模糊度较高、上级获取治理信息的需求强烈与各类信息工具的种类多元等特征。暗访督查的运行流程体现为机制运行前对督查信号的模糊化处理、机制运行中对各类信息获取方式的应用以及机制运行后对政策纠偏信息的反馈。目前督查实践中频繁出现的“暗访失灵”现象则根源于下级政府信息反监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无论是非正式信息网络的运作,还是上级在场域内信息采集过程中遭遇的阻碍,均会影响暗访督查的实际运行效能。走出“暗访失灵”困境的突破口也正在于此。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策工具的特征及选择,而不同的政策工具则反映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随着政策网络的改变而变化。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管制类工具,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则实施以经济激励类工具为主,辅以信息传递类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需要对政策工具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并适时创新。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何以从引导转向强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了从自愿性和混合性过渡到强制性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工具的转变是由政治、财政、管理和技术四个维度的因素驱动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能型政府”的重现,而是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民关系的平等性这两大特征,凸显了强制性工具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不断优化的政策执行模式。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擦边球”行为的制度分析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中央政府不可能制定出高度完备的政策，地方政府频频在政策执行中利用政策本身的弹性打“擦边球”，由此引起了对地方政府政策拙彳亍中‘镲边球”行为的思考。本文将探讨“擦边球”行为的含义以及它出现的原因和对政策执行及其效果的影响。据此，从不同角度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擦边球”行为进行制度反思。     

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及其创新——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学理分析

政策执行是政策循环中的关键阶段,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而政策执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选择和设计有效的政策工具。作为政府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环节的政策宣传,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政策宣传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引导性工具和劝诫性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工具、手段和方法,具有政策信息传播功能、政策行动引导功能和政策行为劝诫功能。同时,政策宣传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其对于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又有着现实限度。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政策宣传应随着其政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包括：更新宣传理念、改进宣传方式、创新宣传体制、优化宣传环境以及提升宣传效果。     

动机、激励与信息——中国环境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与类型学分析

学界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存在对立的两大理论观点,两大理论观点的冲突原因在于过度侧重对激励有效性的分析,分析路径较为单一,缺乏打通研究领域界限的通盘考虑,因此难以对环境政策执行提供全面解释。本文在结合中国特有政策执行环境基础之上,综合已有文献中不同变量的影响,提出动机-激励-信息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归纳总结出8种执行类型。本文运用此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双重纵向控制机制运作下的基层政府治理——以苏中S镇为研究对象

科层绩效考核与项目制管理是国家控制基层政府行为的重要机制。两项机制在集权性、治理技术化与重视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共性特征,而在激励机制、激励强度、运作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项目执行中,项目对基层政府自利动机的满足度与科层考核契合度是影响基层政府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针对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应该在平衡激励结构、完善财政体制与引导多主体治理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思考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需要地方政府的有效贯彻执行。史密斯模型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有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四个方面。政策本身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首要因素,执行机构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根本性因素,目标群体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内在动因,环境因素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外部条件。     

小汤山的区域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

通过政策工具的创新，采用区域资源开发中过程导向的调适性政策模式，将区域资源开发过程视为一个生命周期，并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和传导反馈机制进行运作；小汤山地区的经验即是对于这种政策模式的实践，分别从政策手段、运作模式两个维度展示了本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机制的实现路径和政策效果；这种调适性政策模式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提供了有效的政策选择。     

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协调研究

近年来，由于各种生态问题的频繁发生，生态治理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为全人类所关注。生态治理中由于理性人假设和财权、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成本扩大、政府信誉受到影响和引起政策上的冲突的风险；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中央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和执行力的 求，是政治民主化的 求，是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 求，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科学性的 求； 着力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沟通原则、合作原则、民主原则和责任机制、法制机制、监控机制；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技术路径 着重从基础建设、政务公开、业务电子化几个方面进行。     

任务压力、问责风险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以城市管网巡护为例

作为一项弱组织激励任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讨论大多围绕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交易成本理论展开,忽视了政府组织中制度安排的影响。通过考察城市管网巡护过程发现:组织任务压力和上级政府问责风险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选择"半科层制半市场化"的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问责风险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代理人的投机程度和上级政府检查力度的区别性组合塑造了地方政府的问责风险感知。这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地方政府面对组织任务压力和上级政府问责风险的一种回应策略,背后的核心机制是压力型体制中的上下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这种权责关系主导了弱组织激励任务的执行过程。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